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01)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带着“两个凡是”的的疑问与茫然，人们迈入了1977年，这一年发生的好几个关键事件，大至国家小于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传闻了近半年的当年高层治国方略明朗化公开化了，也是这两句话，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与探索。

从简单的常识和常理看，这两句话是不妥当的。一个人，不管他是领袖还是平民，不管他是伟人还是庸人，不可能一生中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和指示都是正确的，因为世上没有不出错的人，这是常识也是常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生中作出的所有决策所有指示，都是没有不妥之处的，“两个凡是”是把事情绝对化了，毛主席自己是从来没有讲过他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和指示都是正确的，事实上他在不少的时候不少的地方都讲过，只要是人就会出错。

进入1977年后，我又按金牛区的惯例参加了陈佐国副书记带队的工作队，到龙潭公社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按照当时的政治背景，是需要我照旧像1975年在胜利公社一样，向大队生产队的政治夜校教员宣讲这个“两个凡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很为难也不情愿，不过这种为难和不情愿的事情最后没有发生，因为在1977年公社下边的大队生产队都没有设政治夜校了，当然也就没有政治夜校的教员来听我宣讲了。所以，我有些时候还是很感摡上天还是比较眷顾我的。

“四人帮”粉粹后，举国上下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很高，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大家看到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的决心和魄力给大家带来了希望。进入1977年，这种呼声益发高涨，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看，年初的两报一刊社论明确“两个凡是”也非偶然，大家记忆犹新的是时隔还不到一年的“㈣·㈤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定，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的，如果要按“两个凡是”办，邓小平是不能复出的。作为一位政治家，邓小平一直都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他以自己为例说如果要按“两个凡是”，他就不能平反，更不能复出。

事情发展到1977年年中，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1977年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个决定为党和国家带来了希望，也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就说像我这样的在77、78年迈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高考。

有人曾经戏称恢复高考，让尚在农村做知识青年，还是已经回城当了工人的“老三届”考进高等学府读大学，是一举改变了“老三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仔细想来这不是戏言，客观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政治上考入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的政治地位是知识青年或者是工人不能比拟的；经济上，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收入是行政22级，相当于工人5级工，而那个时候即便已经招工回城当工人的工资也仅是二级工，更不用说尚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了；文化上那是最现实的，“老三届”知识文化程度最高的高66级，已经是接受了全面的基础初等教育，而在大学里边能够接受到的是高等教育，两者是不能比的。回顾过往的一生，我确实无比庆幸自己能在1978年9月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虽然在此之前有因为政审过严而在1977年高分但没有被录取的遗憾。

尽管在邓小平复出后，很多类似于恢复高考制度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甚至比恢复高考制度更难的很多具体问题也解决了，但“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的存在，不仅限制着国家的发展向好的方向变革，也让人们在实际的具体问题解决中经常感到疑虑和困惑，甚至有一种严重的危机感。事实上，在“两个凡是”的指引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仍然是治国大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在被发展被实践，它使人们经常要想起毛主席曾经作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还要来一次”的预言。

于是，必须要直面“两个凡是”是否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了。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由讨论“两个凡是”所引起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深化，从而引发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辯论，这场大辩论在1978年达到高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给予否定。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年我是十分关注这场大辩论的，我很懵懂感觉到这场大辩论似乎与我个人的命会有关连，我希望“两个凡是”能被否定。这种懵懂的感觉是有直接的触发因素的，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高分而因为政审问题没有被录取，失望之际因为被贵人毕老师告知1978年的政审标准放宽的可能性很大，而思想解放是政审标准能否改变的关键，所以懵懂中感觉到个人的命运与这场大辩论有关。这场大辩论以“两个凡是”被否定的圆满结果结束，而我也在再次参加1978年高考后顺利进入高的学府。

思想的解放让1978年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改正”了55万名“右派”，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的予以改判和平反。所有这些等于直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伴随着这些接锺而来的喜讯，我也在1978年9月迈进了大学的校门，进入大学两个月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8年12月18日至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将近3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要寿终正寝了，它曾经带给了亿万中国老百姓难以言状的苦痛，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到来了。我从这个时候开始，度过了4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折腾下走过了30年，31岁迈进大学的我特别珍惜这种接受高等教育的生活，期望着能真正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一个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快就进入了70年代最后一年。1979年一开年，就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喜讯，由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被打破后，双方经历了几年的磨难，1978年在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下，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一个月后，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美，陪同出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访美一结朿返国，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一个月后的3月16日在完成作战任务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军队的自卫反击战胜利的胜利，打击了敢于挑衅中国的国际上一切反华势力，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伴随着中美建交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历史的车轮滚进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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