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00)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始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分几个步骤,包括:工业整顿,农业、科技、文教整顿,军队整顿,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制裁动乱分子,使得1975年各项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就是在这一年,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挥到极致,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长篇文章,以讨论资产阶级法权为名,鼓吹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理论。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1975年展开和推动的全面整顿还是卓有成效的,这让人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这一年我作为区委工作队的成员参加了胜利公社也就是今天的流璃场镇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工作队和公社党委设立的基层政治夜校教员的培训老师,我要为全公社近200政治夜校教员讲授政治形势,这客观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难煞人的。一方面,要坚决贯彻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方针,争取创造众望所嘱的大好形势局面,但另一方面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张春桥那种大块头文章,也得要宣讲,于是我一方面讲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讲着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又得讲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困难的,但米太多太杂了会使你更难!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70年代以很艰难的步履沉重的迈入1976年,1976年注定是复杂多变的,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让人铭刻在心的事件。年初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这位以鞠躬尽瘁颇得国人尊敬与拥戴国家领导人,在那个微妙的1976初年离去,为这一年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与走向带来很多变数,发生在这一年清明的“㈣·㈤”天安门事。便是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契机的。

因为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无论是对人对事最终都不可避免的剑指文化大革,仅管整顿带来了国民经济向好发展的大好形势,带来了国人的人心归属与期望,但就在周思来总理逝世前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掀起,“翻案不得人心”斗争口号在中国大地上震荡,邓小平的地位让人们再次担忧,他还能这样干下去吗?

我在这一年初便回到金牛区商业局机关工作,机关的日常工作似乎离阶级斗争远了些,春天刚过完,便有了四川省食品公司要购买商牛区商业局在西门苏坡桥任家碾土地的消息,意识到这是让我已在乡下呆了六年的兄弟招工回城的机会后,我便一门心思的把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上,以至于连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等大事都顾及不多,只是在为这一年的商业工作会议准备工作报告时按惯例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段八股文字录入报告,也就是这样才让我多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那段时间,也有基层供销社的一些造反派跃跃欲试的想到商业局机关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因为在1974年“批林批孔”开会时我已与他们交往较熟,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成了我的朋友,于是也来找我聊天,把他们的想法跟我说一下。这次我就直接了当的给他们泼冷水了,我委婉地告诉他们,高层的反复会长期存在说来就来,处在基层就不要当枪和炮了,把自己的稀饭吹冷,相安无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了1974年那次反复的经验教训,他们最后还是听取了我的建议,没有来商业局生事。

进入4月初,因为传统的清明节要到了,从3月下旬起北京天安门广场,特别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便有祭祀花圈与祭文出现,北京的市民开始了自发祭祀周总理的活动,声势与规模随着清明节的即将到来越来越大,祭文的内容与措词也越来越尖锐,最终北京市有关方面进行了清场,这一事件被称为“四·五事件”或“天安门事件”。当年在成都春熙路和盐市口,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只不过规模较小,影响也不是太大。

“天安门事件”一个直接结果是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到,在1976年4月7日晚公布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中,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正在进行着的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天安门事件后特别很清楚明白的表达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进入夏天,成都的氛围突然有些紧张起来了,是什么事呢?原来从各个方面传出一些消息,讲四川西部有可能发生大地震,因为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在广泛传播,而权威部门一直没有公开信息发布,于是情况就更为混乱,大家都纷纷搬出家,在空旷之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居住点,以躲避地震。就是在这一片忙乱氛围中,1976年7月6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在北京因病逝世,这是继周恩来总理1月9日逝世后的1976年第二位逝世的国家领导人。

成都的混乱还在继续,传闻中的四川西部地区的地震始终没有降临,在一片焦灼和不安情绪中,人们最后见到的是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震中烈度11度持续约23秒的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是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仅次于海原地震。发生在唐山的地震,无论它的震级还是伤亡人数都让人们感到震惊,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半年内两位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1976年上大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很紧张与混乱,人们在流言传播中把唐山地震视为不祥的征兆。

因为在唐山已经发生了震度很大的地震,加之政府和国家有关权威部门也出面向人们解释和宣传在成都平原上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是很小的,于是成都逐渐恢平静,人们也前前后后回到家中居住,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重新开始,我所工作的金牛区商业局,也在人们恢复了平静之心后,开始了正常的工作运转。

1976年9月9日,一个异常的不平常的日子,大约从上午10:00左右开始,就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频频的播送将在下午4:00发布重要消息的广播,让人们预感到这一天将要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下午4: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个悲痛的消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伟大领袖的逝世,让国人震惊,更让国人悲痛!

掌舵国家的伟人离开了他的国家离开了他的人民,而他的国家与人民,因为他的逝世在倍感悲痛之余,也在茫然的思考着未来,国家将走向何方?悲痛和茫然之际,从北京传来一个让全国人民振奋的喜讯: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喜讯传来,举国上下欢呼庆祝,人们奔走相告,庆贺这一作恶于国家与人民的反党帮派的溃灭。

人们期待着政治生活会有大的变化,但很快就发现尽管“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一直持续着的政治风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党和国家大的治理方针仍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仍然被在实践着。1976年的最后几个月,人们一直在思考国家的发展路线会不会有大的调整和改变,人们期盼着改变,但最后得到的是失望。在1976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一种“两个凡是”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流传和宣扬,这个“两个凡是”最后在翻过年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被明确的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复杂多变的1976年终于过去了,我在这一年中一如既往的在金牛区机关从事着该有的文字工作,使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在这一年终于抓住机会,办成了把我的兄弟从呆了6年的农村调回成都工作这件大事,也完成了让妹子办理留在成都市免下乡当知青的手续,尽管为办成这两桩大事,我已经精疲力尽,也知道个人后边的路在单位上已经很难走下去了,但我毫不后悔,能完成这两年件当年的大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兄长应尽的责任,谁让我们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中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家庭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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