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6)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前面曾经回忆到1962年的7000人大会调整了农业政策，使得三年自然灾害后1963年食品物资供应，有了很大的改善。7000人大会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的某一天，我所就读的成都二十九中，召开了一次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大家集中在操场上，听学校党支部的书记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央精神，那就是要从现在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当年7000人大会后，对国民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纠偏的调整。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有七千人㟥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这是一个对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左倾急躁的工作方针进行调整纠偏的会议，会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7000人大会后， 各行各业都按照这个实事求实的新政策新方针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我在我们78621大学班网上，曾经发过一篇当年按7000人大会的精神所制定的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的文章，题目为《七七、七八级两年高考的政治审查》，把它辑录于下，说明当时各行各业都在贯彻执行的7000人大会精神在教育方面的的一些情况：

【         七七、七八级两年高考的政治审查

邓小平先生在1977年复出后，很重的一板斧砍在了他所主持的教育工作上，那就是大学恢复高考招生。邓公在1977高考中，曾经坚决的砍掉了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高考十六字方针中“领导批准”这四个关键字，足以见当时邓公对民情国情的深刻了解。

但当年在十年动乱中教育是积重难返，乃有极左的思潮影响着1977年高考，其中在1977年高考所采用的政审标准上，负责高考组织工作的教育部很自然的把1964年高考的政审标准作为了1977年的高考政审标准，这使得当年很多高考分数较高甚至很高的考生因为政审无法迈进大学之门，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情况很快的被高层所察觉，所以在时隔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时，高层刻意的采用了1962年高考的政审标准，才使得很多在1977年落榜的高分考生，在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后才得有问津大学。

    两年之差，这两个政审标准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当年的情况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大学的录取虽然也讲政治，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痕迹不深，基本上都是各大学在自主的根据高考的学科成绩在招生。在1957年之后，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呼声愈紧愈急，高校和科研单位中的“反白专拔白旗”的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展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制定出来的高考升学政审标准，使1962年前好几届高考不少成绩优秀的考生不能问津大学。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本质上是一个纠偏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反应到科教上，就是由当时主持科学教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主持制定了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应当说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是政治审查进入高考招生后最为宽松的一个政审标准，当年它让很多学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迈入大学的校门。但是好事多磨，这个标准只执行了一年便受到了本不该有的责难甚至批评，1963年虽然沿用了这个标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作了很多调整。

就在“七千人大会”纠偏还不到一年，在1962年底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被提出来了，各行各业都在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应到科学教育战线上，聂荣臻元帅所制定的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被批判。1964年在全面推翻了1962年的政审标准后新制定的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精准的执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体现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风范。

    当然，1977年的高考执行了这个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那就使得很多考生难逃厄运了。好在以邓公为代表的高层及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在1978年的高考政审中刻意的执行了1962年聂荣臻元帅制定的高考政审标准，才得以使不少1977年因政审而没能迈进大学的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在1978年迈进了高校的大门。                           】

文章说到了7000人大会召开不到一年，在1962年底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政治风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怎样1962年初的这个7000人大会所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扭转和改变当时国民经济的困境是起到很很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的。首先是在农村，让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粮食种植和各种多种经营上有更多的自主性权力，农户在自留地种植以及允许甚至鼓励农户多养家禽家属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调整，这对于尽快改变城乡主付食品的供应起到了十分积极良好的作用，到1962年底和进入1963年后，城乡人民都能基本上吃得饱饭了，不再受饿饭的困扰。在物资交流上，允许城乡农民和居民在自由市场上自主交易，打击投机倒把也界定了该有的政策界限。

在城市中，各种供应也逐渐好起来，1963年，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当时的食品工厂还制作了“高级点心”在商店中出售，我母亲所在的“三八门市部”就有专柜供应这种点心，因为售卖的这种点心都是酥皮的，所以在售卖之后装点心的木盒中会有很多酥皮，那是既富有糖份又很油腻以面粉为主的食品，商店职工是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的，这个东西不管是直接食用还是用开水冲调食用，都是色香味极佳的美味，那个年代能使用到这么好的食品，也得亏了我母亲在那个顶了全部天的“三八门市部”工作。

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的1963年，政治风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7000人会议召开半年多一点时间，1962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的这个观点在此之后的10多年中，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样，进入60年代后，50年代那种平静和谐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打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比如对知识分子，50年代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而进入60年代后，更多的是讲知识分子多数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需要接受和加强改造，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既然要讲阶级讲斗争，就得有对象和目标，很快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概念出来了。农村中首先是地主和富农成为斗争的对象，而在城市中除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之外，大量被斗争群体是右派分子。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置的方法不外这几种：有罪行的进了劳改农场，相当数量的被发配到边远地方的农村接受监督改造，当然也有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的，无论是那种情况，都是当年阶级斗争的目标和对象。

随着执政年代的持久，执政党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开始发生和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引发了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我就读高中的成都七中，在1964年和1965年相继有二次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宣传和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后两个十条和最终的二十三条。

相比农村中进行比较激烈的四清运动，城市里边的四清运动似乎要平和些，比如成都七中当时也进驻有四清工作组，但声势和动作似乎都不是很大。农村中四清运动进行得比较激烈，是因为相当一批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即便没有有成为腐化分子，因为他们手握权力，鱼肉社员贪占便宜也是司空见惯之事，而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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