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8)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进入1968年未，逐渐悟懂了世事的当年不可一世和张狂的中学生红卫兵们，在入驻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管理下，一边跳着“忠字舞”，一边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老师们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靠边站了，所以也无课可复。其实这时已经二十出头的或者接近20岁但仍然被父母供养着的中学生们，因为彼时己无革命可闹，大家也就不约而同的先先后后考虑和耽心着自己的前程问题，至少是从1963年9月算起，更远一点的应该是从1960年9月算起，同学们已经靠父母供养着在成都七中浪跡了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好像都很茫然。

这个时候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一贯听毛主席话的红卫兵们，立刻打点行李，按照领袖的指示浩浩荡荡的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让6个年级的中学生下乡也是无奈之举，据说六个年级有上千万的学生，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根本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工作的岗位让同学们就业，这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说，折腾了几年之久的中学生终于有一个归宿了，其实农村真是一个大课堂，在哪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中主要是近距离的接近农民，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了解了中国农民，你就了解了中国社会。到1969年上半年，除了极少数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留在城市的学生外，绝大多数中学生们都奔赴到了各自心仪和选中的农村，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员，在那里开始了知识青年新的生活，这种生活中的个主要内容，就是按伟大领袖指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然比我们大几岁的大学红卫兵们就比中学生们幸福多了，不管他们最后被分配去了什么地方，但他们按照国家干部的待遇，是能够拿到相当于五级工的国家行政22级工资了，而当时我们的父辈们，绝大多数还拿着三级工的工资，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拿到四级工的工资，我的那个工作十分积极和拼命的母亲当年就拿的四级工工员，当然父辈中也有不走运的，只拿到二级工的工资。红卫兵们安顿好了，学校安静了。社会生活逐步走入正轨，工厂和商店逐步以生产和服务为主了，恢复了它们该有的功能。

曾经分裂成为两派甚至多派的革命造反派们，也逐渐抛弃前嫌携手团结起来了，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极其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某个意义上也宣布了那种狂热的乃至有些混乱的疾风暴雨般的战斗局面的结朿。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政郎原定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一套一枚版的纪念邮票，就被取名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在1968年11月24日，因发现票面中的中国地图绘制不准确而被停止发行。

当然这个全国三红一片红的过程是很复杂和漫长的，第一个组建革命委员会的是1967 年 1 月 31 日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到最后一个1968年9月5日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前后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两年中，有着各种运动的反复，更有着惨烈的枪炮之战，两派的纷争是很多省市长期斗争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原因，四川省就是这样，走过了一年多漫长的二派分裂和斗争，直到1968年春天中央召开了315会议后，才于1968年5月31日成立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距1956年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13年。九大进行了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向大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报告》讲“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一次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九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为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划上了园满的肯定的句号，正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下，整个60年代充满了阶级斗争，包括从1966年开始的让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极大代价的文化大革命。亿万国人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指示的指引下，以10年的人生代价，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牢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海，时时处处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以阶级斗争为纲”。

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时候，曾经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卓越功绩的中学红卫兵们，已经深处和遍布全国广阔的农村天地，一方面思考着如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生计与未来。农村的闭塞落后使这些已经逐渐成人的学生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问过自己，我需要或者应该在这里呆一辈子吗？这个特别实际的问题让每一个知识青年茫然和不安。

当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也使大家很茫然，就是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中要向农民们学习些什么，贫下中农能够给予我们的再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在领袖的指示中。好像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但到了实际中，大家很难找到想象中的贫下中农的该有形象，看到的和想象的反差太大了，大到难以使人自圆其说自我解释。当然中国农民的天性淳朴，还是给这一批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的青年人带来十分美好的自然憧景。

我已经在我的知青经历中细说过我的下乡生涯，整个1969年我都是这一种下乡还是不下乡的犹豫和踌躇中度过的，所以讲真的，对九大这种盛事，当年还真没有密切关注过，手中捏着一份上不了户籍的户口迁移证，徘徊和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把户口上回去重做城市居民。当这种期望最终破灭了的时候，又仿佛恍惚听见和看见了要从农村知识青年中招工回城的希望，于是在1969年未，也就是60年代结束的时候，拿着自己那一纸户口迁移证，去了蒲江县大塘公社插队落户。

上世纪60年代，是我们这一批老三届中学生珍贵的青春时代，我们从10多岁走到20多岁，在阶级斗争的洗礼中，我们的青春年华在慢慢逝去，我们的青春理想在慢慢模糊。从最初的天之骄子到最后去接受小农经济的传统中国农民的教育与洗礼，使得这一代曾经讨论过“青春无悔”问题的老三届很认真的问过自己：阶级斗争真的是这么必要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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