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六篇 油盐柴米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
在金牛区茶店子居住的那几年中，我本来也是可以回到父母亲的家中住的，因为多种原因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一直住在茶店子商业局中。住在单位上除了自己上下班工作方便外，当然对单位上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那些年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方方面面包括工作上的弦是绷得很紧的，作为金牛区商业局这样一个单位还是希望下班时间也有人能够处理工作事务，而我正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使得各方面相对都比较满意。而我在这几年中积累下了很多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方方面面的资源，这些资源帮助和支持我在1976年把在农村乡下呆了五年的知青兄弟招回城工作，并为赖在城中不敢下乡的妹子办理了正规的免下乡手续。
1978年我考上了成都工学院读大学，因为后来有了孩子便没有住在学校，还是又搬回了三官堂。这时的三官堂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状况了，自来水自然是有的了，当然这时锦江中的水也浑浊不堪，洗东西都不行更不用说食用了。尽管有了街道建设以及城市化的设施，但三官堂那个位置还是应该是城郊，因为离它不远的现在的二环路是1992年才建成的，向中心城区更靠近的一环路也是1986年才正式建成。一环路经过了九眼桥，而三官堂距离九眼桥还是比较远的，所以1978年到1982年我居住的三官堂应该还是郊区，最多是城郊。
读大学的那几年还是很辛苦的。我们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是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大学机会的，也抱负着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社会的雄心，而那时我已经30多岁，并且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带薪读书的工资很低，没有孩子尚可，有了孩子就很捉襟见肘了。经济和学习时间的压力，让我每天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努力坚持着学好大学的学业，同时让两个襁褓中的孩子逐渐长大。
1982年我大学毕业了，那一年我35岁，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也二岁多了。在这之前的30多年中，我基本上是傍依着父母多数时候都居住在城郊，城郊的空气清新和不喧哗使我在观念上形成了住家还是离中心城区远一点好些，这事实上是后来的三四十年中我多次搬家，但都一直情有独钟的居住在城郊的原因，即便后来多次搬家都是购置的新商品房，但我都是刻意地选择距中心城区较远的地方购买，选择了比较清静的非中心城区居住。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当年的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位置在今天的二环路外的光华村街，前面已经说过二环路是1992年形成的，所以当年的四川财经学院确实是在郊区严格地说就是在农村。虽离城区偏远但却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宜居之地，除了围绕校区一圈的都是农田，长年庄稼绿色葱荵，特别是春季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映入眼底让人目不暇接外，四川财经学院的校内美景更是让人美不胜夸。
四川财经学院当时的学生不多，教职员工也不多，校园的环境相当美好，因为人数不多建筑也不太多，主要是很多花草植物烘托着校园的美景，特别是校园中有大量的栀子花，数量之多如果是在中心城区根本不可能看得到，我到学校不久栀子花就盛开了，可以说是满圆花香使人陶醉其中。也是因为教职员工人数不多，即便像我们这种刚分配到学校的青年教师，学校也分配住房，这样我一家人都搬到了四川财经学院居住，当然离中心城区是比较远的。
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去的时候，四川财经学院已经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管理，财大气粗的人民银行拨出款项让四川财经学院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其中一个重头就是教职员工宿舍。分配到学校才半年多一点，学院新建的教职员工宿舍就落成了，我分到了一套二居室的套房，用当时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的同行讲，我当年分配到的那套房子在这些学校恐怕要教授级别的人才分得到，在我们住进这批房子的青年教师，当年在四川财经学院都是助教。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套新分的房子住了才一年多不到两年，学校又有一批新的教工宿舍落成了，按照当时学校住房分配的政策，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中的多数又一次分到了新房。新房也是一套二的，比原来哪个一套二的大几个平方，原来那个大家通称它为小一套二，这个新分的称它为大一套二。就为了这个多几个平方，我们又搬了一次家又住了一次新房，好在当年那个时候住进新房都没有装修的习惯，所以第一次住进去的那个小一套二没有装修，因此也没有什么惋惜之处，这个新搬进去的大一套二大家也没有装修，我只是买了一些很便宜的塑料地板胶铺在地上。
这个新居使人最惬意的是视野很好，坐在家里饭厅中，一眼望去便是农田，那个时候西南财经大学还没有扩建，教工宿舍就建在围墙边，围墙外便是农民的农田，一年四季都是绿悠悠的庄稼，每年3月份油菜花开的时候，一眼望去真是美不胜收。大春栽种的秧田水稻，灌溉用的小河沟常年水流不断，肉眼可见很多鱼虾在其中戏游，这是两个七八岁的儿子和他们更小一点的表弟们玩耍的好地方。当然出行不是十分的方便，从住家的地方去乘公交车，要么要走到光华村街上。要没要走到当年也叫清江路的公路上去。
在西南财经大学这个当时应该真正叫郊区的地方住了十年，这十年应当是我年轻力壮奋斗的十年。首先是要尽快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尽管大学毕业后拿到了行政22级也就是工人5级工的工资，比读书时的二级工工资一下子涨了三级，但也只能是缓解了一下困境而已，经济上仍然很紧张。好在作为大学老师之后已经有了教书的一技之能，除了在西南财经大学多上课多一些课时费外，从1983年在省商业厅省供销社的电大班中的辅导课收入让我很快改变了家中经济紧张的局面，同时也认识了那两个省级单位很多年轻的干部。
工作上首先要打开局面，高等学校嘛老师的工作就是教学与科研，教学上比较好办，30多岁了年龄上比那些真正的20多岁的年轻教师大了10岁左右，教书育人的表达能力和工作方法肯定要强一些，专业上以我学的数学专业知识去讲授层次较低的经济数学应该是游刃有余，加之四川财经学院的贵人前辈吳怀教授的指导，所以教学上我很快在学院获得了很好的声望，教学效果相当的好得到各方面的好评，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所付出的还不是太多太难。
在科研上要出成果就需要努力了，好在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使我很快的展示出自我的科研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上的勤奋努力的科研成果。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呢？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后，国家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了全社会的工作重点，需要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定量分析，这为我这个数学专业在财经院校任教的老师开辟了广阔的科研天地，此乃天时。四川财经学院当年经济管理各个专业基础很好发展的势头也很强，经济管理每个领域都是科研课题的平台，为我施展用数学定量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此乃地利。人和嘛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的非财经专业老师，所要进行的科学研究内容能够参与的老师并不多，因为它毕竟需要相当的数学基础，这成了我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当然上面的说老教授吳怀先生对我的支持也是我极大的人和条件。
所以我很快就出成果了，从1983年到1988年，六年中我的科研成果斐然，成了西南财经大学引人注目的青年教师。除了发表了若干论文和组织编写出版了若干套经济数学教材外，我在这几年中承担了两个国家级项目的研究，一个是1984年承担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发行量的适度规模》研究，这个项目的研究结果当年在人民银行引起巨大的震动，因为我的研究结论所指出的当年货币发行偏多为几个月之后爆发的建国之后第一次抢购风潮所印证。另一个项目是保险总公司的《保险业研究》的子课题《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研究结果为保险业发展中的保险总准备金问题提供了数量依据，并发表了论文和出版了专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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