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达瑞：追求学术的一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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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川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博士。外语系的两位博士教授早已表示要离开，其中一位留英博士去了深圳大学。历史系有谢元鲁教授。中文系和物理系有个别博士。学校遇到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川师大的博士很少，引进博士很困难。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送自己学校的教师外出攻读博士。为此我花了不少精力，说服学校领导让我去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就这样，我花了两年时间，一方面作考试准备，一方面让领导理解。1992年春，川师大领导终于同意让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考试。这一次也像1977年的高考，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机会，当时国家政策是读博士生的年龄不能超过40岁。我考试那年是1992年，那年我已经39岁了。给我的考试的机会仅有这一次，只能背水一战。我没有读过哲学系，现在要考东方哲学的博士，谁能为我写推荐信呢？我找到了政教系的骆天银教授。认识骆天银教授也是靠我的亡友外语系七七级一班邓忠伦同学的关系，骆教授很乐意作我的推荐人。最终我没有辜负学校的厚望，以总分第一、外语第一、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科院的英文翻译是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我去过北京的孔庙，国子监的英文翻译时National Academy。记得1988年第一次陪父亲去北京参加敦煌学国际会议时，父亲告诉我去参观国子监，说国子监的英文翻译是Imperial Academy，当年明清两朝考上的进士名字都刻在石碑上。到了2006年，我母亲才告诉我，她的家是大家，有三位女性长辈嫁给了进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收集了中国各地的地方志。我查了光绪年间的《井研县志》，找到了与母亲家开亲的进士的名字。

我进校后免修了英语。我有更多的时间补课。不时有外国专家学者来社科院宗教所和南亚所讲学和拜访，我也参加，有时也作翻译。1993年，夏威夷大学宗教系主任David Chappell 教授带了一个学生团来访问。黄先生叫我去听了他的演讲，他讲的题目是宗教对话。这一讲演给我的启发很大，何不妨作一个宗教对话的题目呢？我可以利用我的英文优势，这方面大有用场！

我带着自己的简历去了David Chappell 教授下榻的北京大学勺园宾馆。教授一看我的简历，就说你该去申请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戈顿·考夫曼 ( Gordon Kaufman 1925 – 2011) 是20世纪著名的宗教学家，他与戈申学院有关系。后来我才知道，戈顿·考夫曼教授是基督教门诺教派的（Mennonites），与戈申学院的师生都同属门诺教派，也与戈申学院很熟。戈申学院的老校长伯克霍尔德博士（Burkholder 1917-2010）是著名的学者，曾在哈佛大学神学院执教，他多次访问四川师范大学。世界上都要讲关系的。我写信给考夫曼教授，表示希望到哈佛大学学习。一个月后，考夫曼教授回信说，他无法帮忙让我到哈佛，但他知道一个人可以帮我到哈佛，他就是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沙利文教授。考夫曼教授叫我给沙利文教授写信，并说是他叫我写的。

沙利文教授给我回了一封两页纸的长信，详细告诉我如何申请到哈佛大学。我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办。恰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屈守元教授的老朋友王利器教授写信告诉我，他的儿子王贞平博士回国探亲，叫我到他家去做客。我父亲早年向王先生问学。王先生曾向任继愈教授推荐我父亲。我带着沙利文教授的信去了王教授在北京西便门的住宅，拜访王教授父子。贞平博士读后叫我好好干，他说这封两页纸的信说明沙利文教授是很诚恳的，不是敷衍的。教授们通常不写两页以上的信，哈佛大学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的。

我的名字叫“达瑞”，一个与瑞士有缘份的名字。1993年夏，我为两位来中国社科院访问的洛桑大学的教授当翻译。东方语言系主任布龙科斯特教授问我愿不愿意随他学梵文。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奖学金，我于1994年9月来到瑞士洛桑大学，在风景秀丽的日内瓦湖畔学习梵文，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我得用法文听懂教授讲授梵文。我用自己的眼泪和汗水，终于把梵文打下了一个基础。

1995年7月我从瑞士回京后立即抓紧时间准备博士论文。这年10月底月我回川师看望儿子，他的生日在11月，我多年在外求学，不在儿子身边，颇有内疚之感。有一天中午，在川师书亭上看到一本邓子美先生著写的《传统佛教与中国的近代化》的书，提到太虚法师在抗战期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与基督教的对话。短短的五行字，我一下就震住了。我知道，我找到了题目，我应该去申请去哈佛大学做研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就这样，川师的经历决定了我的一生。翌年七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十月，我来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开始了北美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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