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须补记１９３６年暑期我回家度假。我在一本F.A.Wright著的《The Poets of Greek Antnology》 后页，用世界语写了这样几句：标题 Eterna memoro Sub lunbrilo nokta/kveras aŭ muta / Dolĉe memoras/longe sopiras/tuj dissiĝos por se renkonto/ĉu perdos ĉiam en estonto?/ĉe袁继伯/八月三十一日。与谁？我应当想得起。
我们做教师的，尤其是做班主任的，早晨要随着学生一起排队升旗，傍晚又同样和学生一起降旗、升降的当然是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夜间要到教室里巡视答疑。我受着军训教官谭级高的监视。那几位比我年长的教师如郑弗名、萧华清都不被他注意和监视。我不像是个三十二岁的人，一点世故也没有。
１９３７年暑期，高六班到成都军训。我也到成都住在小福建营，我的九弟和王介平夫妇佃住那里。我一方面会会同志和友好，特别是和张履谦、李建中等商定发刊《惊蛰》，由我在乐山辑稿，他们在成都付印和发行。蒋俊同志说得好，《惊蛰》出版的时候，全面的抗日战争已爆发，……初步认识到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民族的生死存亡……离开现实的斗争空谈革命，必将一事无成。同时，国际上西班牙反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正进得如火如荼……因此，与以前的刊物相比，（蒋俊同志特别把《民锋》和《惊蛰》作了对比）《惊蛰》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惊蛰》自１９３７年创刊到１９３９年共出了三卷。创刊《惊蛰》是我暑假回成都的主要任务。当时张履谦（吕千）以重庆新蜀报的驻蓉记者来成都，住在桂王桥东街，还有王民风协助。后来他自己办了《今日新闻社》，包括王民风、金石等，除发电讯新闻稿外，还编印《今日丛书》，约成都各大学的教授专家撰写。我记得其中有何为法编写的《今日化学》（书名可能有出入），我也参加写了《今日的保加利亚》，（也许是同孙遐龄共同编写的一本书中的一篇），还出了其它好几本。
在成都还有一件最难忘的事，是马大哥宗融的爱人罗淑（世弥）于１９３９年二月在四圣祠医院因产褥热去世（孩子是活下来了的），我曾到医院看过她，她的著作《生人妻》后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大哥是１９３７年来成都的，他是胡鉴民、吴先憂、张吕千和我的老大哥，几人中以我年纪最小，他把我当成他的小兄弟。我还记得一次（确切的时间记不得了）我们大家游玩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时的情景。
我和尚琼在小福建营经常会面，彼此已相爱得难分难解。我和她第一次一同合了影。
１９３８年暑期，嘉属联中一些师生游峨眉，教师是我和郭忠晋。男女生有好几个，尚琼自然在内。我们从山脚直走到金顶：游了报国寺、伏虎寺、雷音寺、清音阁、洪椿坪、洗象池，还到万年寺，见过猴群、佛光，晚上看到万盏明灯朝普贤，走过“蛇倒退”，到过千佛顶，万佛顶，舍身崖。一共歇了三晚上，在金顶拜过佛，抽过签。我还在千佛顶到万佛顶之间的狭路上照了一张像。我光着头，背着斗笠，扶着拐杖，但眼睛似乎是闭着的。我在像片上题着：“是盲人耶？其谁相之？是盲人耶？将为谁相？”像是送天矞的，但天矞没去，一路都陪着琼。我在像片上签着inferulo，分明自认是地狱（infero）中的罪人了。峨山之游，大大加深了我和琼相互的爱。
１９３９年琼毕业了！可是二十岁的她，已经怀着一个小生命，这是我们爱的结晶。当她告诉我时，我向她说我负一切的责任－道德的和法律的。在她毕业后，我已为她拿到一纸到江安中学教书的聘书。那所省立中学是朋友王介平当校长，我的八弟和朋友刘绍基（正之）在那里教书。以后，便从那里同八弟回到我的家，受到我全家，尤其是我娘当着子妇的爱待。我在乐山焦急的负咎的心，期待着是甜是苦的消息果然来到了，我的第一个儿子在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阴历已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合江县城里衙背后袁五
姐丽华家里诞生了，因为要在城里才好找接生人员。我给他取名“峨”， 依字排叫“万仪”，象征仪态万方的峨山，也正是峨山给我和琼作了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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