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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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成都解放。川大和全市市民，组织了盛大地欢迎仪式迎接解放军进城；川大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迎接军代表接管学校。１９５０年１月７日军代表曹振之（二月后改派为代伯行）、鲁光、杨明甫来校接管川大。川大师生员工无不欢欣鼓舞并踊跃跟着全市军管会进行镇压蒋匪帮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由群众公审。川大原训育主任特务头子韩伯钧便是其中之一。
解放后，我的编制便由师范学院改归文学院的历史系。日子记不清了，一天我被邀到图书馆一间办公室，人不多只有几个。由倪受禧（他是中共川大党的书记）向我问道：“你对这几天全市镇压反革命分子有何观感？”我简单的回答他，我不是托尔斯泰安那其主义者，我赞成像１７８４年法国雅各宾党的镇压行动。”只两三句话。他们不再问，我就告辞了。要到１９５２年才在川大开展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在此之前是全市性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农村的土改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城市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当然我们要组织学习，有不少同志还要下乡进行土改。我因体弱多病没有被派去。
在进行思想改造中，在工作组领导下，我担任历史系（还加上文科研究所）的组长，陈贤齐任副组长，吴承平同学任秘书。我当然要带头作检查，稿子交工作组长审批，可惜留下的底稿在“十年浩劫”中丢失了，只记得检查是否有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崇洋媚外思想、雇用思想。在我，特别检查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系主任徐中舒、教授蒙文通、冯汉骥、胡鉴民等以及文研所的教授张怡森、任中敏等。但事情过了三十多年，已经忘了很多，总之，个个人作检查，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挖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根子。但是，我当时是不是说了违心之言或假话，也是难免的。
１９５０年川大成立教育工会筹委会，我做了宣传部部长，说来也可笑。记得那一天系里教师（分组，人数不多）正在徐中舒家里学习，突然高音喇叭响了，宣布工会筹委会主席、副主席及各部部长，我竟然被派作宣传部部长。我自己和在座的老师们都感到惊讶。到１９５６年选举成立第一届工会委员会时，我被分配担任文教委员会的主任，到了第三届（１９５３年）我被选作工会主席，直到１９５７年的第六届。当时工会在正、副主席之下设立秘书、组织、业务、文教、生活、女工、财务七个委员会，以后还增设经费监查委员会。各院（文、理、师范、农、工学院及附属中学）设立部门委员会。还设立业余夜校、文娱委员会和图书室。工会和学校的人事处、教务处、财务处等行政机构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整个工会工作则直接在校党委的领导与监督之下进行，要随时向党委书记（那时是代伯行，代去世后是丁耿林）汇报，群众意见要及时反映。我对工会的性质、职能是理解的，但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党的助手，又作为群众的“学校”，进行工作，那是第一次。我每天上下午要到办公室和秘书委员会主任邓纯眉以及专职干部共同处理一些事务，重要的还要我签字。夜里我还要巡视业余学校，慰劳教师们。为了群众的请求创办幼儿园、托儿所，总务处不肯，于是在一次会上当众指责了总务长，托儿所到办成了，但事后我和女工委员会主任石璞都受到代伯行书记的婉言劝说，不能当着群众，指责行政的不是，给人以只有工会才关心群众的生活福利的感觉。后来工会建议行政，为职工设立了浴室，这都是开始时期的事情。而我同时还要编讲义上课，不能使用解放前那一套书本来照讲，应该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我身体虽不好，有时要“停电”（同志们用来形容我猝然晕倒在路上、课堂上的语词）。但我作为工会主席是为群众服务，不能当“官”做，摆架子，从家属、工友、助教到教授，我都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困难，不能由工会自行解决的，要及时向党委或行政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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