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悉又亲切的《人世间》(4)

从38集后，《人世间》里的人物一个个死去，死的最悲惨的就是国庆的老父亲。逼窄的生活空间将人压抑的透不过气来，老少三辈挤在一间屋子，睡一铺炕，这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可在九十年代前的东北并不鲜有。沈阳有个工人村，是大跃进期间学苏联为工人建的宿舍，三层红砖楼，和中国医大为教授建的宿舍楼很相似，在当时算是条件非常好的宿舍了。现在那些宿舍改造成了工人博物馆，记载了当年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我十几年前曾去参观过，本世纪初动迁前，一间二十几米的房间住老少三辈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人会对那时的住房窘况有形象的了解。我家条件算不错的了，那时住一个套间，一家老少三辈的居住面积不到三十米，可小时候也没觉得拥挤，因为那时啥也没有，家里除了床和一个写字台就没别的什么家具。吃饭都是在炕桌上吃。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改善的最明显的就是居住条件，可问题最大的也是房子。在一线城市，房子已经成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周家老两口去世后，秉坤那些已经分化的哥们姐们及邻里街坊们开始了各自的变化。四十集之后，可以用变化来概括之。社会地位，职位高低、收入水平以及选择的不同，让每个人的道路越走越不同。

原本人情味浓厚，很亲民的基层民警龚维则当上分局局长后一步步受贿，充当了地下卖淫业的保护伞。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也不再讲邻里亲情，不惜将春燕关进了拘留所。就像春燕两口子被钱闹的疏远了哥们，龚维则的变化也是钱闹的。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能顶住金钱诱惑的少之又少。好在龚维则的心没有完全变黑，仍然保存了不少对底层善良百姓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整部剧里，龚维则这个人物塑造的最接地气，也最真实可信。龚维则的变化成了邓小平那句制度不好，人会变坏的名言的经典注脚。

春燕两口子也在变。原本春燕和德宝就是心眼比较活泛的人，他们属于那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人。不像秉坤、于虹、国庆这些死心眼的人，一辈子忠厚老实。

重情义还是重利益把人分成了两种。前者忠厚善良，后者薄情寡义。选择情义为重则给忠厚善良加分，选择利益为重，则给薄情寡义加分。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由选择塑造的。

周蓉和冯化成也发生了变化。周蓉的一贯自我，我行我素，这即使不说是一种自私，也是一种偏执。冯化成则变得势力和世俗。他们心中原本诗一般的世界被现实一个个击破，变成了一个个幻灭。周蓉的离婚可以说是命定的，不管当初的爱情如何轰轰烈烈，也架不住性格和价值观上的不和协。相爱容易相处难可以说是普遍规律。至于蔡晓光则很难在生活中遇到，这是编剧为我们塑造的一个亦真亦幻的人物。

连冬梅母亲，这个一贯坚持原则的老革命，在临终之前也变了。第一次将自己的原则放到一边，非常有人情味地帮秉坤在春节前离开监狱，尽管一些切都合乎程序和法律。

冬梅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心里也有了委屈和不满。可冬梅再变，心疼秉义的心没变，所以当她得知秉义得了胃癌后，自己所有的委屈和不满都化作了对秉义的心疼。那顿哭真的是痛彻心肺，既有对秉义的爱，也有对秉义舍身忘死的责备和无奈，我想观众也都跟着一起泪奔了。我想，冬梅和秉义都是幸福的，毕竟俩个人都视对方为知己和最亲的人。人这一辈子，知己最难得。

唯一没变的是周秉坤和郑娟。秉坤进了监狱还是想着别人，被判刑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郑娟怎么过。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总为别人着想的人，也就是不那么自私的人。郑娟活得简单，心里踏实，因为心里只有秉坤，所以对金钱的诱惑无感，内心不起波澜。她那句话“没有秉坤，我要钱有啥用”道出了女人幸福的秘密。有一个一心一意对自己好的丈夫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郑娟才是明白人，知道人活一辈子图的就是活得踏实安心。心安就是福。

梁晓声说：爱情不是男女的归宿，婚姻才是。我觉得非常有理。没有婚姻，再好的爱情也无法把两个陌生的男女变成亲人。没有亲人，活在世上该是多么孤独啊。

秉坤和郑娟之所以相亲相爱，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三观完全一致，都是把感情看得很重的人。而婚姻对他们来说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变成亲人的途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