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从伯克利教授到基督徒
我生长在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家定期在圣公会（英国圣公会在美国的分支）做礼拜。从小父母就对我关爱有加，直至我四十三岁的那个月，他们双双离世。母亲因心脏病先行一步，父亲伤痛过度，患上了肺炎也随她而去。说到对宗教的感受，我想就算自己长在德里虔诚的印度教环境里、或是德黑兰谨守教规的慕斯林社区，结果和现在都没太大差别。其实，我在对宗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先被打了一针药效奇佳的抗基督疫苗。虽然打小时候起，基督教会都教导我们《圣经》多么好、多么有益、充满了神的话语，但我也没领悟出个所以然来，直到1973年我成为一名基督徒。那天我打电话给父亲，要和他分享我人生中的最重要时刻。我说：“爸，我是基督徒啦。”我爸在电话那头顿了好一会儿说：“好哦，儿子，有意思，那你以前是什么呢？异教徒吗？”当然正确答案是“没错。”但内中含义那时候还是超出我所认知的。
回顾我家的基督教氛围，应该从1965年秋天以后就不怎么活跃了。那年家中三个孩子里的老幺、我的小弟泰德（后来我的大儿子也用这个名）离家前往科尔盖特大学念书。从那以后，父母去教会的次数明显减少。我想，他们真心认为自己完成了上帝对他们的一切合理要求——只要孩子还在身边，大家就老老实实地去教会。我清楚记得另一件事，1980年，我和父亲聊天，当时我们谈到社会上热议的一个有关道德的话题。为了支持我的观点，我说在这一点上《圣经》和我一致。但是父亲毫不迟疑地回答：“那么儿子，这件事《圣经》错了。”
我不希望读者认为我父母很糟糕，他们绝对不是。其实我挚爱的双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是大家公认的那种好人。而且我深深感谢上帝赐我这样慈爱的父母。不过事实是，我生长在一个非基督教的美国家庭，如果你还没理解这一点，你就不能理解我下面将要分享的信息。应该说，我母亲在去世以前，还能够确定她年轻时（那时她居住在纽约州的埃尔迈拉市）建立起的基督信仰，但我父亲，他却一直为我1973年所做的属灵决定感到耿耿于怀。
1944年我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一岁时，全家搬到纽约州雪城，我上了幼儿园，又进了樱桃路小学上一年级和二年级。八岁时，我们家就迁到了应许之地加州。我们住在门洛公园一带，紧邻斯坦福大学美丽的校园。我在希尔威尔小学从三年级上到七年级，学校离家只有两个街区。十三岁时，我们又回到密歇根州大急流城，住回父亲的祖宅。那时父亲在美国座椅公司获得了重大的职位晋升，当时那个公司还是大急流城最大的公司，只不过后来被国内销售巨头安利公司比下去了。 父亲绝非等闲之辈，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家庭的关爱。父亲在大急流城市中心长大，他的家离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Gerald R. Ford）的家仅隔了两座房子。父亲比杰里·福特早一年去了密歇根大学读书，但他们的友谊持续一生。我们在大急流城参加圣公会天恩堂，这间教会社交地位显赫，如果一个人想打入西密歇根州的权力中心肯特乡村俱乐部的话，天恩堂教会是一个不赖的起点。我父亲后来一路晋升，成为美国座椅公司的第二或第三号掌权人物。但1968年，詹姆斯·沃缪伦（James Vermeulen）从总裁位置上退下来，我父亲在总裁竞争中失败了，所以才提前退了休。有趣的是，父亲竞争对手的儿子后来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院长，而我也在那里做过十八年的化学教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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