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基督信仰：相悖还是相容？— 第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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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上完大一之后，我又回到电镀厂打工去了。事实上，这一次是个很高端的电镀厂——基勒黄铜制品公司。我的工资涨到每小时2.5美元，而其他同事却没什么变化。这个夏天我安然无恙，没被化学品过敏搔扰。基勒黄铜制品公司安装了大概二十条小的生产线，而不是一条大生产线。每条生产线配两个工人，一个高级工，一个初级工。很快我发现，我被分配给一位道德情操远超众人之上的师傅。例如，我师傅不像众人那样夸大他的机械产品的数据。他大概二十五岁，是大急流城圣经学院（现在称为基石大学）的学生，上夜班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我要说明一下，在我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里，“浸信会教徒”一词听起来很有点吓人。也许你看过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的电影《大河恋》，片中的风景优美壮丽。而两个主角的父亲是蒙大拿州波兹曼的长老会牧师，他其中的一个儿子爱上了一个卫理公会教派的年轻女子。小伙子问父亲：“什么是卫理公会？”父亲答道：“卫理公会教徒就是能认字的浸信会教徒。”所以1963年夏天以前的那个我真是丢人，还以为浸信会教徒不识字。但师傅身上体现出我从未见过的高尚品格，我对浸信会教徒的看法在那个夏天发生了重大改变。

1963至1964这个学年，我成天泡在有机化学实验室里。那时联邦安全标准还没发布，我们学生基本上不分白天晚上，随时在实验室里忙乎。真是上天的安排，因为我大概要花别人两倍以上的时间去完成指定的有机样品制备。有一晚，大部分同学早就大功告成，当时的助教（现在已是普林斯顿旁边莱德学院的化学教授）约翰·席茨（John Sheats）到我跟前，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让我这么磨蹭。席茨是个真正出色的助教，极有耐心，总是帮助我们。在告诉我一些必需要做的实验方面的建议之后，约翰对我说，在我这个年纪，年轻人有时应考虑一下三件事：将来的职业、将来的人生伴侣、以及和上帝的关系。愉快地聊完头两个话题后，他要和我分享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然而，当时我礼貌地拒绝了他，后来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我依然抗拒上帝。但我从来没忘记我们之间的谈心。顺便提一句，约翰·席茨参加了一个称为“校园传道会”的学生组织。我和我的异教徒朋友还谑称他们为“上帝小分队”呢。不过自那晚我和这位最喜欢的助教聊过天之后，我就再也不戏笑他们了。

1964年夏天，由于化学专业的要求我回到大急流城，赴加尔文学院学习二年级德语课。加尔文学院一直都是基督教大学，所以我提交申请时被要求附上一篇短文介绍自己的信仰情况。我侃侃写道，尽管《圣经》曾被认为颇具历史价值，但现今，我等当代知识分子却知晓比《圣经》更好的学问。结果表明，他们愿意至少在暑期收几名非基督徒。加尔文大学德语班有个特色，教授在每堂课开始之前都要祷告。这证实了我在高中阶段听说的有关此地宗教的所有传闻，就是宗教狂热分子占大急流城人口的30%，他们大部分都是荷兰裔。但说实话，我对德语课前的祷告并不太反感。虽然我父母并不怎么同意那里荷兰裔基督徒的宗教观点，但他们认为这些人还是勤奋工作、诚实可信的好邻居。

话说我在东大急流城高中上三年级时，简直被一个叫卡伦·拉斯穆森的女孩迷住了。我们有个大概能容纳一百五十人的礼堂，我常常坐在她前面几排的位置。我现在都还记得，每当卡伦走到礼堂前面去削铅笔，我的心就狂跳不已——我想自己就是为此时而活的。卡伦比我低一个年级，而且她可不是平白无故就两次获得高年级返校节皇后称号的。高中期间我们约会过几次，但我的热情只获得了友谊。我发现越了解她，就越知道她真是才智超群、正直诚实。终于，天赐良机，1964年夏天我回到故乡加尔文学院进修德语。那年夏天卡伦的弟弟埃里克为申请医学院，在本地专科学校学习微积分（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耳鼻喉科医生，在西雅图附近工作）。埃里克在过去四年并没学过数学，他感到挺吃力。好极了，现在除了我——卡伦的麻省理工书呆子学友，谁还是那个挺身而出的大救星呢？而且，如果埃里克的微积分作业一做完就把家庭教师撵出屋外，岂不是尴尬！所以我每晚都赖上差不多一个小时和卡伦聊天。我觉得，卡伦肯定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高中时她没看到的优点，因为很快当暑假结束我们双双返回大学时，她就戴上了我的SAE兄弟会的徽章了。顺便说一句，最终埃里克的微积分成绩获得了B，他如愿以偿，而卡伦的父亲，西密歇根州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向我这个家教支付了75美元的筹劳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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