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7）

毛泽东在1966年他生日那天，对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谈起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搞文革和支持群众造反时说:  “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见《王力回忆录》）

毛泽东说的这种情况在文革前的确存在。于是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老干部已经不再有革命精神了，而且成为革命的反对者。所以他这个谈话完全是站在被压迫的革命者立场上，表达的是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也是针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而言的。可事实上，很多受到领导批判和打压的人并不是坚持革命路线的，反而很多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文革的造反派也是鱼龙混杂，很多人并不是要干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为了伸冤和报复。

在北京，由于毛泽东对“西纠”和鼓吹血统论的“联动”的反感，这两个早期的老红卫兵组织一个被勒令解散，一个后来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组织”，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门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抓捕了一百多名“联动”骨干，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弟（这引起老干部的严重不满）。同时，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力量就是平民红卫兵。由于平民红卫兵不像老红卫兵那样有严格的加入组织标准（比如，限制加入者必须是13级以上的干部子女等），而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所以那些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被血统论歧视的平民子女、知识分子子女和出身不好的学生纷纷加入到新的红卫兵组织中来。很快他们在人数上就远远压过老红卫兵，并将他们逐出历史舞台。对“资反路线”的批判，让这类学生有了被解放的感觉。我中学时的一个老师就是那时被解放的“右派”学生，他那时最爱唱的歌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当时我觉得他是个怪人，神经兮兮的。现在想，他当时完全是发自内心、饱含深情地唱那首歌。武汉的一个造反派学生曾说：“在武汉，我是牛鬼蛇神的儿子，但在北京我被当作毛主席的客人，所以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导致所有学生都第一次享有在学校里成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是自建国以来人民第一次享有这样的自由。这些平民造反学生成为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即老干部们开火的主要力量。直到这时，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才出现，以前的老红卫兵其实是保守派。武汉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的红卫兵组织就是早期真正的造反派。后来，一些造反派对老干部们下手很重，也许是对其子女曾经的耀武扬威的一种报复吧。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按戚本禹的说法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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