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因素 (11)

成吉思汗基本是个文盲，但他很尊重文化人，也没什么民族和宗教偏见。长春子丘处机不用说了，他在成吉思汗的眼里就是神仙。耶律楚材作为一个契丹族的汉化知识分子，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助手和军师。在攻打花刺子模期间，成吉思汗经常听穆斯林长老给他讲解古兰经，他还经常点头表示赞同。成吉思汗手下的战将不仅来自多个民族，而且也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比如郭侃就是汉人出身，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而臣下们的宗教信仰就更是五花八门。信佛的，信穆斯林的，信萨满教的，信基督教的都有。蒙哥的母亲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第三次西征的前锋统帅怯的不花则是景教信徒，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门派。

蒙古军队中甚至还有信基督教的英国人。美国历史学家在其研究著作中曾讲过在蒙古第二次西征时发生的一件事：

“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的英格兰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却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见《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修订版）

在蒙哥时期曾发生一件更为意义非凡的事情，我觉得到今天仍然对世人有所启迪。虽然大部分蒙古人，包括成吉思汗都信仰萨满教，但蒙古帝国是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当时，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信仰的人都聚集在哈拉和林，蒙古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可这些教徒之间，尤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经常爆发论战，相互讥讽挖苦。为了能让这些不同信仰的人分出个高下，也能清楚地阐述他们各自的信仰和见解，蒙哥在哈刺和林举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三大教的公开辩论。这个辩论会本应载入史册，可却被世界史所忽略。

蒙哥从基督教、穆斯林和佛教徒中各选一人作为裁判，组成仲裁小组。辩论会前各方代表都准备了充分的文字资料。辩论的话题除了不能谈论死亡的痛苦这个蒙古人忌讳的话题外，啥都可以成为辩论的主题。于是辩论会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如：善与恶、上帝的本性、动物的灵魂、轮回转世、上帝是否创造了不幸、世界的形成等等。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辩论累了的时候，三方都停下来喝点小酒，吃点点心，然后继续辩论。

可这种关乎信仰的辩论是没法靠逻辑和语言能使对方心悦诚服的。于是辩论会陷入僵局，加上酒精的作用，首先基督徒开始用高唱圣歌来代替辩论，接着穆斯林以大声朗诵《古兰经》来应战，而佛教徒则全体以静默打坐来结束辩论。

在信仰自由的蒙古帝国首都，教徒们的辩论是文明和温和的，可与此同时，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正在忙于搜查希伯来文的犹太教书籍，并将它们付之一炬，大约焚毁了一万两千份犹太书籍和手稿。演出了一个法国版的焚书闹剧。为此，路易九世得到教会嘉奖，封他为“圣路易”国王。

其实一神教统治的国家才是最封闭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封闭性。而像蒙古和中国这样的东亚世俗国家，没有欧洲那种宗教束缚，反倒是开明和开放的。自从蒙古风暴席卷欧亚大陆以来，一直到欧洲工业革命，整个欧亚大陆的交流中，东方一直扮演文明输出国，西方则是吸纳国。文艺复兴也是得益于东方文明的刺激。当时一些接触过蒙古人的天主教士们，被东方的世俗文明所震惊，无法想象一个不相信有外来主宰的文明竟然能如此发达和强盛。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很强烈的外部刺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所说：“1241年的复活节浸润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有些人不理解为何我写欧洲工业革命要从蒙古西征开始写，那是因为以往的主流世界史都忽略了蒙古西征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往往是轻描淡写地将这一段一笔带过，好像蒙古的出现只是偶然出现的一阵风，过后没有留下痕迹。其实蒙古西征才真正开启了世界史。以前的阿提拉虽然也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鞭子，但阿提拉与中国是隔绝的，没给欧洲带来任何文明。亚历山大也征服过欧洲和中东，但他的足迹最远只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并没有与远在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建立起任何联系。只有蒙古人开启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及文明交流。

而蒙古到了忽必烈时代，其开放性和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及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做出的贡献更是空前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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