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心智走出大脑——从表征到活动(中)
“内部图像”的问题
要理解这一变化有多大,可以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经验开始:看见面前的一只咖啡杯。
经典的表征主义解释非常容易理解。光线从杯子表面反射进入视网膜,视觉系统提取边缘、颜色、形状、深度以及其他特征,大脑整合这些信号,形成一个与外部咖啡杯相对应的内部表征;其他系统识别出“这是杯子”,调取关于杯子的知识,并进一步判断是否需要采取行动。
这套描述并不因此就是错误的。神经系统显然会处理视觉信息,“表征”也仍然是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许多领域不可缺少的理论概念。生成论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并不在于简单宣布“大脑里面没有表征”,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即使大脑确实建立某种表征,仅仅描述这些内部表征,是否足以解释我们实际上如何经验一个世界?
不妨把同一只咖啡杯分别放在一个成年人、一个婴儿、一只猫、一只蚂蚁,以及一个既没有手脚也不需要饮水的假想生命体面前。从物理上看,杯子仍然是同一个对象;然而,对于这些不同的生命体来说,它显然并不处在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对于成年人,杯子的把手立即意味着某种可以抓握的可能;把手朝向哪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手能够以某些方式接近它;杯子距离身体多远,与手臂能够伸到哪里有关;如果里面装着滚烫的咖啡,我们接近它的方式又会发生变化;如果杯子属于别人,即使它在物理上完全可以被拿起,社会规则也可能抑制这个原本很自然的动作。
我们真正经验到的“杯子”,因此并不只是一个在颅骨内部重建出来的几何对象。它同时处在一个由可能的行动、身体能力、过去经验、当前需要、习惯以及社会意义构成的关系场之中。
这种思想在二十世纪并不是生成论独有的。心理学家**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 Gibson)提出过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环境会相对于一个生命体的身体结构和行动能力,提供某些行动可能。一把椅子对于成年人提供“坐”的可能,对于一只蚂蚁却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可坐”;一根树枝对于鸟意味着停栖,对于另一种动物则可能意味着攀爬、抓握或者障碍。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与生成论并不是同一套理论,但它们都反对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仿佛知觉只是一个被动过程,外部世界的全部意义已经预先存在,生命体只需要把它完整地复制到大脑内部。
生命体在知觉中贡献了某些不可忽略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凭空创造了物理现实,而是因为它带着自己的身体结构、行动能力、需要和历史进入了与世界的相遇。
这个区别很细微,却十分重要。生成论并不要求我们相信山峰在无人观看时就会消失,也不认为咖啡杯只是身体制造出来的幻觉。它真正质疑的是另一个假设:我们所经验到的那个充满相关性、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是否能够完全脱离经验它的生命体而得到说明?
楼梯拥有可以客观测量的高度、宽度、坡度和材料,但同一段楼梯究竟是容易攀登、令人疲惫、具有危险、颇有吸引力,还是根本无法通过,却与面对它的生命体密切相关。一个人在健康、疲惫、受伤、年老、提着沉重行李或者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面对同一段楼梯,经验并不相同。物理世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被生活着的世界。
知觉不是观看,而是一种活动
一旦认真接受这一点,知觉就越来越不像拍照,而更像一种活动。
我们有时会用一种极其方便的方式描述视觉:眼睛好像摄像机一样获取图像,大脑再负责解释这些图像。但真实的观看从来不是静止的。眼睛不断进行快速扫视,头部转动,身体改变位置,注意力在不同对象之间移动。为了看清一个物体,我们会靠近它;为了知道背面是什么,我们会绕过去;儿童对物体的认识更是通过触摸、旋转、丢下、捡起、携带和操作逐渐形成。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与我们能够怎样行动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
触觉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要知道一块布料的纹理,我们会用手指在表面移动;要判断一个物体有多重,我们必须把它拿起来;要确定一个表面是否牢固,我们会按压或者倚靠。我们获得的感觉信息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而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又取决于刚刚获得的感觉信息。知觉与行动由此构成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视觉因为可以从远处获得信息,所以这种主动性质不那么明显,但原理并没有根本不同。我们此刻感知到的东西影响眼睛和身体下一刻怎样移动,而这些移动又决定下一刻有哪些新的信息能够进入感觉系统。因此,感知世界的生命体并不是一个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它的行动不断改变自己下一刻知觉世界的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生成论与我们前面讨论的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和主动推断(active inference)之间具有如此自然的联系。三者都反对把知觉简单理解成被动接收,但强调的层次并不完全相同。预测加工关注神经系统如何利用先验预期解释不确定的感觉信号;主动推断进一步研究生命体如何通过行动使感觉状态与预测协调,并维持自身处于可生存的状态;生成论则把视野继续向外扩展到整个生命体—环境关系:也许仅仅描述神经系统内部发生了什么仍然不够,因为真正相关的认知过程跨越了大脑、身体、行动和环境。
这是一种更加激进的主张,而它也立刻带来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知存在于生命体与环境不断循环的关系中,那么心智究竟在哪里结束?
是在颅骨边缘吗?是在皮肤表面吗?一个盲人依靠手杖探索空间时,感知系统结束在手指,还是延伸到了手杖尖端?一个人把自己无法可靠记住的信息写进笔记本时,笔记本是不是已经参与了他的认知过程?今天,当智能手机帮助我们导航城市、记住约会、维持社会关系、储存照片并随时调用知识时,它究竟只是一个外部工具,还是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认知活动?
生成论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统一的答案,也不能与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后来提出的**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理论混为一谈。但一旦我们不再把认知首先理解成内部表征,而是理解成持续发生的活动,那个过去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心智边界,就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
从信息处理到“意义生成”
不过,这些关于身体、行动和认知边界的问题下面,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变化。
一个普通的信息处理系统可以接收不同输入,并按照某种规则对它们进行转换。但对于一个生命体而言,不同输入并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不同信息。有些差异与它能否继续存在直接相关。
一个细菌沿着化学梯度移动,并不需要拥有“食物”这个概念,更不需要拥有我们意义上的主观意识。然而,它自身的组织已经使它与某些化学物质之间形成了并非任意的关系:某些条件支持代谢,另一些条件破坏代谢。因此,它的行为围绕着那些与自身持续存在相关的差异组织起来。
生成论传统经常使用**意义生成(sense-making)**来描述这一基本现象。
这里的“意义”还不是语言意义,也不是哲学解释,更不是一个生命体坐在那里思考“这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指的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生命系统,会根据自身的组织、需要和可持续性,使环境中的不同事物获得不同的重要性。正因为生命体并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无所谓,环境才开始成为一个由吸引与危险、机会与障碍、可以接近与需要回避的事物组成的世界。
这与我们在达马西奥那里到达的问题非常接近,却又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向。达马西奥让我们沿着“稳态—生物价值—情绪—感觉—意义”的道路前进;生成论则进一步追问:也许在一个自主生命系统与必须不断应对的环境建立关系的那一刻,某种最原始的“意义”就已经开始出现。
石头被推下山坡,坡度对于石头本身并没有意义;细菌沿着化学梯度移动,它的运动却已经受到代谢可持续性的组织;鹿在树林中看到两棵树之间的空隙,那个空隙不只是几何空间,也可能是一条逃生路径;人进入一个房间,几乎立即看到椅子、门、面孔、工具、障碍、身份线索和社会关系。
随着演化,生命体所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其中可能存在一条连续的原则:一个生命体所感知到的世界,与它能够做什么以及什么对它而言重要,始终无法完全分开。
如果是这样,意义就不再像是知觉完成以后才贴在信息之上的标签。它可能从一开始就生长在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活动关系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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