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来就是病夫，１９６５年就出现了心绞痛，是到川医检查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医药都难得，我是孤家寡人，二女们都当成“黑五类”很少在家，小儿子初中未毕业，他加入了物理系的八·二六支队，经常随同红卫兵出去闯，如中兴场、川棉厂等。尚琼在四中，只有星期六傍晚时候才回得来，第二天下午至迟星期一清早又得回学校学习。大女在电讯工程学院，加入了该院的“产业军”，二女交代了家庭情况，我们弟兄都没有出洋留过学，邻居差不多各顾各，何况还带着猜疑我是不是会被批斗。弟弟们也在各自的学校参加运动，抽不出时间来看望我。朋友的联系也断了，幸好有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和十二妹瑞珏替我在上海买来了冠心苏合丸。
我的病越来越重了。心绞痛时或突然发作，特别是在黎明前二三点。卫生科张士琦医生，特别是护士潘新中到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天天主动到我房里替我打针，还把心电图机子搬来给我做，那不是一月半月，而是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１年。没有他们的关心恐怕今天也就没有我。
冠心病的各种症状我都齐备，平常在上床前就把硝酸甘油，特别是硝酸异戊醇脂摆在一伸手便拿得到的桌上。当觉得心区突然作疼，心绞痛要大发作时，就立刻抓上异戊醇脂小管子包在手巾上用拳头捶破蒙在鼻子上，同时把硝酸甘油放在舌头下面。“绞痛”的“绞”字形容得恰当，要患过这种病才懂得那苦痛的味道。而且一下便倒在床上，休克了，失去了知觉，要到天亮过后才慢慢甦醒过来。这种情况，每隔五六天便要发作一次，俨然有过周期似的。在下次发作前，至少有两天或三天我要下床在屋子里走动，而且脑子是无法休息得了的。何况独自一人，除了有人送饭，在１９６７－１９７３年差不多都是如此。
我屋子临马路，开窗斜对一排平房，系上一位老女副教授明清史专家黄少荃便住在其中一个院落里的一间屋子。只有她隔几天要来看看我，告诉我学校里、系里的消息。她一进我的屋子便把面对马路的窗帘拉拢，把门关上。我笑她胆小，她既怕窗外有人看见，又怕我对屋住的那个老教授和他的妻子。恰巧有一次他开门回去时，便碰见那位教授夫人站在门外窃听。她的儿媳最爱打听我屋子有什么人来过，她是居民组上的一员，是退职的女知识分子，也是居民小组组长所器重的。她甚至有一回对尚琼说：“你的老头子在上海时做过些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也不会告诉你”。上面刚提到的黄少荃同志，就因为熬不着身体上、情感上、精神上的折磨（她的丈夫恰恰在这些时候病逝），和一些流言蜚语对她的中伤和诬蔑，终于在１９７２年自缢死了。
这种环境，这种气氛，对我的思想、情绪、疾病是要产生不良影响的。幸好我有理想、有信仰和生命力，疾病、寂寞、无援无助（senhelpeco），只有尽力克制。在休克过后一天或两天，我便起来走走动动，看看书。但也总望有朋友来看我，帮助我。在１９６７年或１９６８年的一天，我偶然隔窗望见刘承玉快要走过，我急忙叫她一声：“承玉，我快要死了，你还不来看看我？”她果然折回了，原来她每天要到骡马市街的机械研究所去上班。以后，她每早经过我屋子时，便从窗口送进一个馒头；下午下班后或星期天便都来看我。这就引起那位居民小组某教授的儿媳的注意了。她对尚琼说：“你老头子和她非亲非故，为什么天天来，一来就坐许久？”尚琼告诉我了。我劝承玉，谢谢她的关心，但不要经常来了，引起人家的怀疑。我又没有向你坦白交代过我的历史，担心你受连累。已经有人说你和我非亲非故了。”她听后勃然，说：“我和你非亲，但不是非故。我相信你，不须要你交代历史；我不怕受连累。”如果在晚上她便同她丈夫戚开江或她的大女儿戚宴一起来。後来戚宴天天抽空来给我倒便盆、痰盂、洗换下的衣服；两个小弟弟戚涛、戚亚男也来帮忙。不仅她一家连娘家的父母亲也为我操劳。她爸爸长我一岁，妈妈长我四岁。爸爸年年都记得给我买柠檬、橘子……之类的水果，她的妈妈为我做冬天的棉鞋、棉背心、棉背背裤。这些穿着，我现在还在用。
承玉在１９６９年下放到西昌，１９７１年才回成都。她走过后，只得雇人。那是校外距我家不远的樊上琼，她带着女儿孙开莎替我打扫房间清洁，清洗衣服，在她家做好饭菜送来。她帮我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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