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元皎：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1953年-1967年：少不更事

1953年，我们全家从上海搬到了成都。父亲参加了宝成铁路的设计工作，经常飞到北京去汇报工作。我那时四五岁， 只记得他毎次回来，都会带很多北京好吃的东西。

后来，父亲又参加了成昆线的设计。在父亲留下的资料里可以看到，成昆线最早的设计方案，是从内江往南修的。然而历史充满偶然, 当时的渡口市(现攀枝花市》发现了重要的矿藏， 所以北京指示哪怕穿过崇山峻岭，铁路也必须要从815边修过去。 自内江往南的方案就被放弃了。最后成昆铁路成了世界上著名的高难度线路，付出的代价不菲，自然也意义非凡。

自小我就十分调皮，老是打架惹祸。放假的时候，我甚至会被关在家中，不准出去游荡。不过我也并不会无聊，我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回来看。我每天坐在家里最暗的角落的一张沙发上看书。一个暑假下来, 到开学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看不清了。

现在知道那其实只是假性近视，但当时很紧张，马上就配 了眼镜。那是小学三年级，我成了学校里戴眼镜最小的学生， 同学们都喊我“小眼镜”。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那是在所谓的困难灾荒年，居民的粮食配给中有一部份是他们都不喜欢吃的玉米面。于是就有人作 起这种生意：用他们白面换城里人手中的玉米面运到农村去作猪饲料，3斤玉米面换2斤白面。我通常是看见我的邻居们用家里的铁脸盆装上玉米面，农民连盆一起称，比如是6斤，然后把玉米面收了，再用同一个铁臉盆装上白面，称够4斤交还给我的邻居们，他们双方都认可这种交换的计算法。但是我在一旁却看出了问题，由于铁脸盆在两次称重时都占了同样的一部分重量，剩下的才是玉米面和白面交换的重量，举例说，假设铁脸盆重2斤，那除掉这个毛重，事实上，4斤玉米面只换回了2斤白面，成了2比1了，而不是原来约定的3比2了。 我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邻居们才恍然大悟，都夸我人小精明， 避免了他们的损失。

童年的事情能记得的不多，也都比较琐碎，有一件事情倒 是记忆;犹新。有一次，因为小事跟家里吵了两句，跑出去后， 赌气不回来。当晚，在附近新修的一个还未养猪的空猪圈里踡 了一夜。好在天气不冷没冻着，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学校上课，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家长找到了学校，看见我已坐在教 室里，倒也没打没骂，大概是怕说多了我又跑了吧。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头一天晚上家里如何担心，如何四处寻找。 从身份上来说，我是一个没有加入过任何政治团体，非常彻底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我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 甚至少先队都没让我加入，因为我读小学的时候实在是太调皮了。学校拿我真是没办法，家里也管不住我。为了吓唬我，让我稍微收敛一些，学校和家里竟然商量好给我来了一个假开除。 先是从学校把我开除了，过了一个礼拜才又让我回去念书，所以我是被学校开除过的学生。 家里有一部德国相机，我十来岁就开始玩照相。后来又买 了国产的海踏相机，还自制了放大机，并把家里的储藏室改成 了暗房，自己冲洗胶卷，放大照片。那时我经常替朋友们免费服务一条龙，从拍照到冲印放大全包，并自称是“夕花影社”。

自从结交了一些懂得艺术的朋友，我也想培养一些艺术细胞，想学学演奏某种乐器。曾试过小提琴，手风琴，甚至还吹了几天小号，但没一样能学会，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好歹也对音乐多了些了解。我最喜欢的曲子是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 百听不厌。我觉得这首曲子就象是在描述我动荡坎坷的命运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每次听都会打动我的心弦，触动我的灵魂。

1962年左右，灾荒年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外汇券，可以到东胜街的政协礼堂去改善改善伙食，还可以买一些特供的食物，比如牛奶。但是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器皿，就用家里装开水的温水瓶，去把牛奶装了拎回来。有次老师来家访，母亲从那 个温水瓶倒出牛奶来请她喝，最后这个信息传出去就变得离奇了，说我们家的温水瓶里头装的都是牛奶而不是开水。 我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三”，1966年髙中毕业，应该考大学了。可那个时候，我刚学会下围棋，也不懂事，没把考大学当回事，别人全都在复习功课，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成天躲在寝室里下围棋。后来是因为文革动乱，当年的高考给取消了， 没有大学考了。不过，就算高考没取消，真要去参加考试，估 计我也考不出什么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