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14）

造反派则开始兑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经济利益方面，国营企业里的造反派要求涨工资，升级。临时工则要求转正；集体企业里的造反派则要求转正和发奖金，有的甚至把企业的公积金也分光了。他们提出的口号让当权派难以拒绝：“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也要在经济上翻身”。

在政治利益方面，“对保守派的七月胜利，使很多造反派大受鼓舞。并企图消除过去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一些从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抱怨说，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使他们带上这些屈辱的帽子。一些右派声称1957年反右运动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发动的。所以他们号召取消划分右派的做法，要求为错案平反还要求发还‘破四旧’运动中被没收的物品。”（P158）

“社会心理学家和集体行为理论家观察到，偶尔聚合的人群要比组织完善的团体更有可能进行暴力活动。那些抓住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经济利益的案例，可以支持这些观察。当时不断报导，有暴徒抢劫企业的财会部门、省市金融机构、税务和银行。暴徒攻击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以前的当权派。不管什么人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这些人就几乎会遭到攻击。他们甚至经常与所抢劫机构的造反派发生冲突。”（P158）

然而，这些基层造反派的要求，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不予承认，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造反派的骨干并没有堕落为逍遥派和经济利益追求者，但他们也不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实际成了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三结合”的方案确定下来之后，武汉各造反派之间就围绕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展开新一轮混战。因为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进行博弈，所以各派之争很快陷入“囚徒困境”。原本中央的意思是想让军方作为相对中立的一方负责监护，老干部因为有强的管理能力而作为实际管事的一方，造反派则作为监督方。可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却不是这样，造反派最欢迎的老干部是“老好人”式的，而能力强，原则性强的人往往不受造反派拥护。另外，老干部中也有造反派。

在文革初期，就有一些老干部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这些老干部往往是那些在文革前受过处分或压制的干部，也有一些对自己的提升和现任职位不满的老干部。比如：1966年担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卜盛光在1950年受过处分；王盛荣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属于王明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因为属于王明山头的，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批评，其后职位一直不高。建国后担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一职，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又因泄露国家机密和受贿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文革前在湖北省政府担任一个副处级职务。还有很多老干部是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倾分子而受到降级处分的。这些老干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当时的领导不满，十七年间的政治路线不满。他们因为个人的这个被压制的经历，让他们选择了站在造反派一边。当然，也有一些老干部完全是出于自保而支持造反派的。

 “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大规模地把党的干部赶下台，特别是对于较低的干部更是如此。在每个巩固阶段中，他都明确要求造反派正确对待干部。但造反派不愿意让他们批斗过的干部恢复职位。他们一方面忧虑的是，如果从前的干部恢复职务，那么维护这些干部的保守派就会重新得势。另一方面，造反派还怕被平凡反的干部有朝一日会报复他们。此外，很明显的是，分配给干部的席位越多，造反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位置就越少。基于这些考虑，造反派一般倾向于让尽可能多的干部继续戴着”走资派”的帽子。”（P171）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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