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文革时的群众是理性的呢？作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文革这个案例说明，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是疯狂的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对韦伯有关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些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同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仔细考察文革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就会发现，文革的成年参与者都是很谨慎的投入到政治运动中的，容易冲动的是年少无知的中学生，但他们也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毛对所谓的“资反路线”的反击，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造反派，因为历史的经验让他们对造反充满恐惧。文革中大多数自发的群众组织都是在毛泽东瘫痪了地方政权后，基层单位踢开党委闹革命，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才出现的，那个时期对群众组织来说是最安全、风险最小的时期。
为了证明参与文革的亿万群众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作者对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以说明文革之所以能突然爆发，并非伟大领袖一时兴起，广大群众就一呼百应，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作者研究了文革前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各阶层之间收入存在差异，但差距并不大。收入较高的是公私合营后的少数吃红利的资本家，再就是少数文化精英和技术精英，他们往往比同级的政治干部的工资要高很多。比如武汉著名的汉剧女演员陈伯华的工资就比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的工资高出一倍多。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也说过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一般都比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过得好的话。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还专门指示各地政府要给所在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权威粮油肉的食物补贴，而同单位的党政干部不能享受这个特殊待遇。武汉地区就有三千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享受了这个待遇。这种特殊待遇引起觉悟比较低的党政干部和其家属的不满和不理解。根据傅彪父亲亲身经历改编的电视剧《五湖四海》里有一个情节，完全可以佐证这种不满。国民党被俘人员，后来又投诚的军医解放后成了解放军医院的院长，抓他和接受他投诚的解放军干部解放后成为该医院的党委书记。困难时期，院长因为是技术专家得到上级部门一袋花生米的照顾，这引起书记老婆，一个革命老区妇女主任的不满。按她的话说，凭什么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新中国，却让这些原先的反动派来享受。这确实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工农干部的情绪。
其实文革之前的收入不平等和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资本家虽然吃定息，有的还能收点房租，但他们的资本不能再升值和扩大再生产，而工人阶级在解放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很大改善。那时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也没有富二代和严重的阶级固化问题。领导干部虽然有点特权，但也变不成钱，更无法向下一代传递财富。有些高干家里因为人口多，生活也是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毛泽东还一再要求压低工资差距，并在自己说的算的军队里率先开始降薪。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一九六五年二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他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资，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见《毛泽东和文革大起底》）
所以，作者认为虽然有来自工农干部的一些不满，但收入差距不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而不平等主要存在于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各阶层的不满也表现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对大学招生体制最为不满。最不满的阶层就是老干部的子女，他们可以说是唯分数制的受害者，尽管那时刘少奇和彭真掌管的教育界对工农和干部子女已经出台很多倾斜性政策。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儿呢? 他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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