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因素 (12)

在对蒙古历史的研究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外国热，中国冷。蒙古西征带给西方的震撼一直到现代都没有消退。也因此，海外关于蒙古历史的研究书籍和文章很多，甚至形成了一股蒙古史热潮。另外有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蒙古西征开创了世界史，尤其是那些抛弃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者，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蒙古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反观中国，清史、明史、汉唐宋都曾成为历史研究和叙事的热点，唯有元史没有这个待遇。我猜这大概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1. 元史是明代修的，虽然朱元璋也自称是大元正统的继承者，但仍视其为蛮夷；
2. 蒙古统治期间对儒生的歧视，即九儒十丐一说，得罪了文人；
3. 蒙古本身没有留下太多的史料，只有一本语焉不详的《蒙古秘史》，有点类似于故事会，而不是编年史。存世的另一本关于蒙古历史的书籍是《史集》，是用波斯语写的，发行量很小，传播也不广。其它关于蒙古的历史大都是被征服地区和国家写的，好话不多，客观公正的很少，只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是褒扬蒙古忽必烈的，还总是被西方质疑其真实性。

蒙古史并不只是元朝史，元朝只是蒙古在中国的历史阶段。元朝灭亡后，北元还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与明朝有着各种互动和交流。

蒙古对欧洲和中、西亚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但很长一段时间，蒙古历史都被曲解和刻意诋毁了。因为怀着仇恨去叙述历史不可能客观公正。比如苏联时期就严厉镇压过蒙古国研究成吉思汗历史的学者，这多少出于一种对“黄祸”的恐惧和对屈辱历史的愤怒心理。

六十年代时，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就反对“把残忍野蛮的成吉思汗作为一个历史进步人物来崇拜”。正在与苏联论战的中国共产党反驳这个说法，认为俄罗斯人应该感谢蒙古人，没有蒙古人对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人就没有机会接触一种当时更高一级的文明。我想，这个更高级的文明指的大概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态。

世界各国对蒙古风暴的看法形色各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制造对蒙古的负面印象并推波助澜的是近代的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及”的欧美本位的世界形象和知识体系中，不可能从正面实事求是地看待蒙古帝国及其时代。不仅如此，倒不如说在19世纪已经成为列强的欧洲各国是依据它们共同鄙视游牧民和亚洲各地区的先入之见，将蒙古帝国作为适合的典型来观察的。从前（被认为）曾使欧洲陷入恐惧之中的蒙古，正是作为落后的应当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成了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合适的目标。”

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缔造者们，杉山正明十分愤慨和不屑地说：“直言不讳地说，有很多人坚信近代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所制造出的虚像是世界史上不可动摇的定论，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遗憾。虚像会引发误解和不信任的连锁反应。欧美打着“文明化使命”的旗号使自己正当化，其自负、傲慢以及刻意的谎言，譬如对亚历山大的极端英雄化和溢美之词等，举不胜举。这里始终贯串的是抬高欧洲、鄙视亚洲等地区的视角。”

确实，十九世纪时期，不仅一些历史学家如此，连生物学和遗传学者也对蒙古为代表的东方人表现出极端的蔑视。连欧洲人生出的弱智婴儿也被认为具有蒙古人面部特征。甚至一些生物学家声称：与白种人相比，“蒙古人就是刚出生的、发育不良的婴儿”。

中亚和西方写的蒙古历史很多都是夸大其词和恶意污蔑。比如说黑死病的爆发，就传说是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在攻打克里米亚卡法城时，故意传染给城里人的。说蒙古军队将病死人的尸体用抛石机扔进城里，传播疾病。实际上这个传说来自于一个意大利传教士，而他也只是道听途说来的。这大概算是最早的阴谋论吧。那时的蒙古人没有传染病学知识，根本不清楚这个病怎么来的，蒙古人自己也因瘟疫死了很多人，并且最终元朝很大程度也是亡于瘟疫。

再比如，阿拉伯人声称旭烈兀攻打巴格达时，屠杀了八十万人，而实际上巴格达人口最高峰时期也没有超过五十万。另外，巴格达不是强攻下来，而是被劝降的。蒙古军队并没有进城，而是委托基督徒管理街区和城堡。巴格达城里也确实发生了抢劫和杀戮，但这不是蒙古军干的，而是巴格达的地痞们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们干的。就像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攻占巴格达后，也发生了抢劫，但那不是美军干的，是当地人干的事。当然，哈里发是被处死的。处死的方法也很奇特。旭烈兀和成吉思汗一样，都是游牧生活的崇尚者，不贪图钱财，只在乎人心。成吉思汗，窝阔台，旭烈兀皆是散财凝聚人心的主，所以十分不理解哈里发为啥守着万贯家财投降，而不是把财富分给人民以团结起来抗战。也因此，旭烈兀十分鄙视这个哈里发，让人把他的金银财宝都放到他身边，而不给他饭吃，生生将他饿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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