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位物理学家告诉你:“我把电磁作用的强度改了,恒星照样能发光。”
你大概会想追问:什么样的恒星?改了多少?其他条件有没有跟着变?不过,最先冒出来的问题也许是:你到哪里找了一个宇宙来做实验?
他当然没有造出另一个宇宙。他做的是建立一个模型,用一组方程描述某些物理过程,再规定哪些条件保持不变,哪些可以调整。所谓“恒星照样能发光”,意思是在这个模型里,一些不同于我们宇宙的条件,仍然允许恒星存在并产生能量。
这是有意义的发现,但距离“其他宇宙里也到处都是恒星”,还差着好几步。要读懂精细调节的争论,首先就得看清这几步。
上一篇,我们区分了真正的物理变化与单纯更换单位。现在,终于可以试着转动那些想象中的旋钮了。不过,“改变规则”也有不同程度:许多研究保留熟悉的物理定律,只调整其中的参数;另一些研究走得更远,例如设想某种相互作用根本不存在。两者改动的内容不同,能够回答的问题自然也不同。
实际研究通常从一个比较有限的问题开始。如果一上来就问“这样的宇宙能不能产生智慧生命”,我们很快就会遇到一连串难题,其中有些甚至在自己的宇宙里也还没有解决。相比之下,先问某种条件下能否存在一颗稳定、持续产生能量的恒星,就有把握得多。
研究者会选取相关方程,给出参数,寻找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方程的解。对于恒星,这意味着要让引力、压力、能量产生和能量输送等过程彼此协调。找到一个解,说明模型允许某种恒星结构;但它能否保持稳定、发光多久,以及宇宙中是否真有一条途径能把它形成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弗雷德·亚当斯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采用了这样的思路。他建立了一个简化的恒星模型,调整与引力、电磁作用和核反应速率有关的参数,发现所考察的参数范围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允许恒星通过持续核聚变产生能量。恒星的存在,并不要求所有数值都与我们的宇宙完全相同。
这项结果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一种过于笼统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物理条件只要稍有不同,恒星就会全部消失。不过,它也没有告诉我们,在一切物理上可能的宇宙中,恒星究竟有多常见。研究采用了特定的参数、范围和近似方法,结论能走多远,也受到这些选择的限制。
不妨把这样的研究想成画地图。横轴代表一个物理参数,纵轴代表另一个,图上的每一点就是一组不同的取值。研究者逐一考察,在什么地方,模型允许我们关心的结构存在,再把这些地方标出来。
最后得到的区域可能很宽,也可能很窄,可能弯弯曲曲,还可能分成几块。这个形状本身,就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而一句“允许变化的范围很小”往往装不下这些信息。
假设合适的条件落在一条细长的斜带里。如果固定纵轴的参数,只沿横轴移动,很快就会走出斜带。于是,你可以说,这个系统对这一种改变很敏感。但如果两个参数一起变化,沿着斜带走,就可能移动很远,仍然留在合适的区域内。
这两个结果并不矛盾。斜带很窄,也可能意味着参数之间必须满足相当严格的关系。因此,同时改变多个参数,并不会自动消除精细调节的问题。它只是提醒我们:“只改一个,其他不动”与“几个一起改”,问的是不同的问题。看见一项结论时,要先弄清研究走的是地图上的哪条路。
地图还有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地方:画出了哪些区域可行,并不等于知道哪些区域更容易出现。即使我们能把整张图画完,它也不会自行告诉我们,自然怎样在图上“选择”位置。
比如,研究者可以按相同的数值间隔取样,也可以按相同的倍数间隔取样。前一种可能依次考察1、2、3、4,后一种则可能考察1、10、100、1000。两种方式对不同范围分配的样本数量不一样,算出来的“可行点所占比例”也可能不同。究竟哪种取样更能代表真实的可能性,需要额外的理由。
概率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仔细讨论。眼下先记住:这张地图告诉我们模型在哪里行得通,要把它变成宇宙出现的概率,还缺少一些条件。
有的研究甚至会尝试拆掉一部分熟悉的物理机制。2006年,罗尼·哈尼克、格雷厄姆·克里布斯和吉拉德·佩雷斯研究了一个没有弱相互作用的宇宙。他们同时调整了其他粒子物理和宇宙学参数。按照他们的分析,这样构造出的情景仍然可以形成宇宙结构,拥有长寿命恒星,并通过某些过程制造和散播较重的元素。
关键就在“同时调整”。他们并不是把我们眼前宇宙中的弱相互作用突然关掉,再让其余一切原样运行,而是在研究另一组条件下,宇宙演化是否还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项工作并没有证明那里会出现生命,更没有证明这样的宇宙确实存在。
它说明的是,某条熟悉的途径走不通,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应的结果永远无法出现。我们习惯的过程消失了,也许还有另一种过程能完成部分相同的事情。但“也许有另一条路”只是研究的起点。要让它成为可信的解释,仍然需要把那条路算出来,检查它是否真的走得通。
反过来,找到一颗能发光的恒星,也不意味着找到了一个宜居世界。恒星能亮多久?周围行星的温度可能怎样?行星能不能留住大气?亚当斯在后续研究中,把多项与恒星和行星有关的条件放在一起,考察它们共同允许哪些参数组合。这样的结果描述的是:在研究采用的那些物理标准下,哪些条件可能适合生命,而不是证明生命一定会在那里出现。
问题问得越远,所需的假设也就越多。对于自己的宇宙,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检验原子和恒星模型的经验;但生命究竟能在多广的条件下起源,我们知道得少得多。因此,一项研究可能在前半段很有把握,到了后半段却只能谨慎推测。“这里能有一颗长寿命恒星”与“这里能有观察者”,需要承担的论证责任相差很大。
还有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参数改了以后,原来的模型还可靠吗?
在熟悉的条件下,一个影响很小的过程,到了新条件下可能变得重要;一种通常稳定的物质,也可能不再稳定。模型为了便于计算而省略的细节,未必始终可以省略。所以,计算机给出了答案,并不代表这个答案一定对应研究者想描述的物理情形。
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检查:看看模型在熟悉条件下能否重现合理结果,比较不同计算方法,考察极端情形,再估算被忽略的因素会不会改变结论。这些工作能提高我们对计算的信心。它们无法代替对另一个宇宙的实际观察,但能帮助我们判断,在既定假设下,哪些结论确实站得住。
走到这里,有几层问题就逐渐分开了:我们能否写出一个自洽的模型?它是否允许我们关心的结构存在?更深层的物理理论能否产生这样的条件?现实中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宇宙?即使后面两问仍然悬而未决,前面两问的进展也有价值。
因此,研究假想宇宙,并不需要先相信多重宇宙存在。它也可以是一种了解自身宇宙的方法:通过改变条件,看看哪些结果依赖哪些因素。这样的研究有时会揭示,某种结构比我们原先以为的更能适应变化;有时则会发现,一项看似不起眼的条件,实际上构成了严格的限制。
于是,“一个数字变了,一切就会崩溃吗”这个大而模糊的问题,就可以换成更具体的追问:什么结构会消失?改动了多少?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吗?有没有别的结构或过程,能够发挥类似作用?
恒星很适合让我们把这些问题问下去。它要聚集物质,抵抗坍缩,产生能量,还要把能量持续释放出去。下一篇,我们就走进这套相互配合的过程,看看一颗恒星究竟有多大的变化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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