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成都的“李向阳”

（从网上转抄）

话说上个世纪那个如火如荼的文革年代，闹也闹了，打也打了，好容易进入1968年的下半年，终于安生一点了。

尽管在四川的某些城市还零星传来发生武斗的消息，但大的武斗已基本平息，造反派联合了，“革委会”成立了，社会秩序、人们的生活在慢慢的恢复正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人们相对平静的生活又被打破了，成都突然出现了一支号称“李向阳部队”的一帮人，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派性组织，而是一支全副武装、组织严密、四处抢劫的团伙。

至1969年初，又陆续出现了“松井部队”，还有号称“南霸天”、“北霸天”的，一时间弄得成都市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这“李向阳部队”人手一把盒子炮，平日里一群人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耀武扬威。

这帮人平时不在成都市区，只要进城，一定会搞些事出来，等成都军区的兵赶到，他们早已撤离，但隔一段时间必定再来城里。尤其是那个“李向阳部队”的头儿，叫王炳炎，由于长了个大鼻子，外貌颇像李向阳，就被手下称作李向阳。

每次进城，他都会给成都军区打电话，声称“李向阳进城了”，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个成都军区气得七窍生烟，却又莫可奈何。

有人要问了，为啥他要给成都军区打电话，而不是给公安打电话？

要知道，早在文革才开始，公检法就被砸烂了，公安改叫人保组。整个成都市公安局实行军管，除了极个别干警在军管会领导、监督下工作，其它绝大部分都被集中在当时的成都大学和草堂寺里面，在“学习班”里接受审查。

人弄去学习班，案子就没得人办，军管会就安排一些部队下来的复员战士进入人保组参与办案。你想一下，办案子多少还是技术活路，弄些火门都摸不着的二杆子办案，那还不是空了吹。

眼见得公安陷于瘫痪，大量案子破不了，李向阳部队这时候出现，一番打进打出，就好比出入无人之地，只好动用军区部队，依然毫无办法。

这帮匪徒到底有好嚣张喃？我给大家简单说几个大家就晓得有好凶险了。

1969年5月14日，当时在英雄口，就是现在的盐市口，群专指挥部正审查群众扭送过来的两个贼娃子，“李向阳部队”一伙儿突然冲进来，二话不说“啪啪”两枪，就把两个贼劫走了，打伤两人，4名匪徒呼啸而去。

没过几天的一个傍晚，在人民公园里面，当时有许多年轻人喜欢在里面扇盒盒儿，就是耍朋友。这天又有“李向阳部队”5个歹徒用匕首给游人比起，不仅抢了现金、手表，还捅伤了事主。

7月6日深夜零时，“李向阳部队” 一伙5个手下携带54式手枪和驳壳枪以及手榴弹，闯入小天四路51号胡志云家，抢走人民币、手表和衣物。临走还扬扬手中的枪：“你看看是真还是假的，你娃敢叫老子打死你！”

接着，又去50号邻居程少华家里，抢走现金20元。

这儿要说明一下，有的年轻朋友可能心里要想，29元算啥子嘛！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学徒工一个月工资只有18元哦，还要靠它养家糊口，一下子被抢走了，生活只有弹来黄起，三两个月伸不到皮。

这帮人臊皮到啥子程度？他们连厕所都要抢！经常在红星中路、文化宫、盐市口等10多个厕所里抢正在尿尿粑粑的人，现金手表，有的不情愿，他们就鸣枪威胁，气焰相当嚣张。

眼见得公安、部队靠不住，居民就只好自己实行联防，目的就是针对盗窃集团。

那个几乎时候家家都准备个脸盆，一有情况，就狂敲盆盆，常常弄得惊风火扯、草木皆兵。

眼看局势失控，军管会无奈只得又把正在接受审查的部分老干警放回来，和“李向阳”活动猖獗的城区两个人保组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李向阳”。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些穿越感，觉得我就是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鬼子松井似的，咬着牙：全力抓获李向阳！

具体侦破经过相当精彩，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讲了，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慢慢摆。反正群众是一定要发动的，各种案情分析会是一定要开的，毛泽东选集一定是要看的，否则哪能破案？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需要要透露的是，为了破案，鬼祟的老公安专门建立、物色、使用了许多耳目，就是香港电影里的线人，这对于整个案子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老雀儿就是老雀儿，不服不行。

“李向阳部队”的主要成员除了有李健、范泽琏、斯家贵、吴德钧 、罗文宪等。还有骨干斯家贵、任曙华、罗文宪、范泽琏、秦永清、何光烈、何玉琼、刘元荣等；爪牙有刘勇、杜维泰、李毅、冯郁涛、杨和林、李永生、刘勇、张亚平、杜维泰等。

这帮人其实相当生猛，只是遇到国家机器，就只有灭亡的归宿。

经过一番较量，这里面除了号称李向阳的王炳炎在二仙桥街被围捕，开枪自杀，军师李健在逃以外，其余全部被抓获归案。

这里要着重讲讲两件事情，一是“李向阳”是如何自杀的，二是军师李健的下落。

自从专案组成立后，采用步步紧逼的战术，先是将“李向阳部队”的爪牙和骨干逐步一一抓获。

1968年8月28日成都市人保组将“李向阳”王炳炎的照片印在《全市人民群众紧急行动起来，把抢劫集团罪犯全部捉拿归案》的紧急通知上，到处张贴。

这下王炳炎就有点恼火了，觉得到处都不稳当，只得化妆出逃。

1969年8月29日上午11时，“李向阳”王炳炎路过二仙桥时，就是现在卖酒店用品市场那个位置，被住在那里的60岁的一个叫吴素清的太婆给发现了，就上前盘问，王炳炎吱吱呜呜几句，就连忙脱身而去。

吴太婆就赶紧让全家出动抓捕“李向阳”，闻知“李向阳在这里出现，附近的居民、职工和群专人员纷纷参与围捕。

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不同，都有点骨头和脾气，遇到事情都不得虚火。看到这个阵仗，王炳炎心头就有点慌了，连忙躲进旁边的农民大院。

与此同时，市人保组的干警陈志保带领王毓全、袁世高等人及时赶到现场。

一阵射击之后，他们冲进大院，才发现王炳炎已经饮弹自尽。现场缴获驳壳枪一支，子弹78发。

还有就是逃跑的李健。李健绰号“水牛”，是“李向阳部队”的军师，平时躲在后台出谋划策，诡计多端，见过他的人不多，故得以逃脱。

由于“水牛”李健曾在黄连关农场当过知青，成都市人保组曾在1970年底，派出公安人员在安宁河沿线公社、知青点排查追捕，却始终没有李健的踪迹。

至今李健都渺无音讯，仿佛人间消失。

这里还有一点特别无聊，当官的耍无聊，这里必须要给他曝光。

参与破案的耳目，有的受伤，有的自己出钱参与破案，结果最后全部自己买单，就连医药费也要自己掏腰包，因为军管会领导认为不该部队掏钱。

1970年，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判处首犯何光烈、何玉琼、刘元荣和主犯罗文宪、范泽琏等8人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吴德钧、骨干刘定远等14人徒刑，其余同案犯19人分别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

当日公判后，众匪徒游街示众，游街的车队沿东城根街行进。就在此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生抢劫凶杀案，两名女业务员死于非命。至今现在那栋楼还在，是工商银行。

狡猾的凶手利用了游街时的嘈杂声响，没人注意到银行所发生的一切。

传说此案为“李向阳部队”的余孽所为，至今也未能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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