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来自它逐渐学会把观察者从自然的描述中排除出去。一颗恒星的温度不应该取决于是谁测量了它,电子的质量也不应该因为实验者身处北京还是波士顿、因为他正在恐惧、悲伤或者恋爱而发生改变。科学事实之所以具有力量,恰恰因为它能够从一个人的头脑进入另一个人的头脑,而不必依赖任何人的私人体验。仪器取代印象,测量取代直觉,实验可以重复,结论能够接受他人的检验。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科学逐渐建立起一幅不属于任何特定观察者、因而原则上可以属于所有人的世界图景。
然而,当科学开始研究意识时,一种奇特的困难出现了。科学几百年来努力从解释中排除的东西——第一人称视角——恰恰成为它现在试图解释的现象。意识不仅是发生在大脑中的某种活动,它还是对于某个存在而言正在发生的事情。疼痛不仅是与组织损伤有关的神经活动,而且具有一种被疼痛折磨的感觉;看见红色不仅意味着视觉系统能够区分不同的光谱,而且意味着红色以某种特定方式呈现出来;悲伤也不能完全由激素变化、记忆提取、自主神经反应和皮层活动来穷尽,无论这些过程对于悲伤多么重要。当一个人沉浸在悲伤之中,整个世界会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向他显现。如果科学为了获得客观性而把这种第一人称维度彻底排除,它就有可能同时排除了意识科学原本准备解释的东西。
这并不是科学知识中一种普通的空白。科学还有无数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暗物质的性质、生命的起源、衰老的机制,以及许多疾病的复杂成因,但这些问题大体仍然处在我们熟悉的科学框架之内。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发现能够构成进步:更精确的测量、更有力的实验、更完善的模型,以及更加成功的预测。意识提出的困难却可能有所不同。问题也许不仅是我们尚未收集足够的数据,而是当经验被转换成可以公开测量的科学数据时,经验的某些基本性质已经在转换过程中消失了。我们因此不得不追问,意识科学面对的究竟是一种暂时的知识不足,还是现代科学获取知识的方式本身存在某种结构性的限制。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用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把这种困难带入现代哲学的中心:成为一只蝙蝠,究竟是什么感觉?蝙蝠并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它具有神经系统、感觉器官、新陈代谢、演化历史和可以被科学研究的行为。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听觉皮层,测量回声定位的频率,分析反射声波怎样提供距离与运动的信息,并建立数学模型解释它如何在黑暗中飞行。未来的神经科学甚至可能对蝙蝠神经系统中每一个重要的物理过程给出极其完整的描述。然而,内格尔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蝙蝠自身的视角看,它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困难并不只是我们现在知道得还不够多。即使拥有远远超过今天的科学知识,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一种区别:从第三人称角度掌握关于回声定位的一切知识,并不显然等于获得了通过回声定位生活在世界中的第一人称视角。对于科学家而言,回声定位是一套可以研究的生物物理机制;对于蝙蝠而言,它却是世界向自身显现的一种方式。距离、表面、运动、猎物和障碍,可能以一种与人类视觉世界极其不同的经验结构出现。我们可以根据蝙蝠的神经系统和行为推断这种世界的某些性质,却无法仅凭推断就真正成为那只蝙蝠。科学描述可以不断接近一个生命的感知机制,但描述某种体验与拥有那种体验,似乎仍然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关系。
弗兰克·杰克逊后来提出的“玛丽的黑白房间”思想实验,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向了极端。假设玛丽是一位极其出色的科学家,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颜色的环境中。她通过黑白显示器学习关于色觉的一切科学知识,知道光的波长、视网膜的生理结构、视觉皮层的信息处理过程,以及正常人看见红色时发生的全部物理事实。然后有一天,她离开这个房间,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红色物体。她是否获得了某种新的知识?
这个思想实验之所以持续引发争论,恰恰因为两种回答都具有深刻的后果。如果玛丽第一次看见红色时确实学到了某种新东西——红色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即使完整的第三人称物理知识,也似乎仍然遗漏了经验的某个方面。如果她实际上没有获得任何新的事实,我们又必须解释,为什么亲眼看见红色似乎提供了一种此前无论多么完整的科学学习都无法替代的认识。哲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回应:玛丽也许获得的是一种新的能力,而不是新的事实;她也许只是用一种新的概念把握自己早已知道的物理状态;也有人认为,思想实验错误地假设一个人能够在从未拥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掌握全部物理知识。争论至今没有公认的结论。这个实验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已经证明了二元论,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区别:完整地知道关于某种经验的一切,与真正经历那种经验,是否能够被视为同一回事?
科学通常通过把私人观察转换成公共测量来处理视角之间的差异。如果两个人对于房间是否温暖意见不同,我们可以使用温度计;如果一个物体在不同位置看起来大小不同,我们可以测量它的实际尺寸;如果一颗恒星显得暗淡,我们可以分析它的光度。仪器帮助我们超越个别观察者的印象,寻找不依赖个人感受的物理量。然而,对于疼痛,什么才是温度计的对应物?我们可以测量伤害性感受信号、自主神经反应、大脑活动、面部表情和语言报告,未来这些测量也许会变得极其精确,但它们仍然分别描述疼痛的相关机制、原因、后果或者行为表现,而不是直接把疼痛作为被体验的疼痛呈现出来。这里的困难并不是我们没有找到足够灵敏的仪器,而是我们尚不清楚,一种只能从内部直接获得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不丧失自身特征的情况下成为完全公共的科学对象。
面对这种困难,一种诱人的结论是:主观经验本来就处在科学能力之外。但这个结论同样过于仓促。科学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现象无法使用当时的方法直接研究,原子在很长时间里只是理论推断的对象,基因在分子结构被发现之前也是一种根据遗传规律提出的理论实体,遥远星系的性质更是需要通过多层间接证据才能重建。科学从来不要求所有研究对象都必须像桌上的石头一样直接呈现。意识无法被简单放在实验台上,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属于超自然领域。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科学能否把第一人称证据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同时既不因为这种证据具有私人性就把它完全排除,也不因为主体直接拥有经验就赋予他的判断不可质疑的权威。
现象学正是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带来新的困难。现象学认为,经验具有可以被仔细研究的结构。注意会改变什么成为意识的中心、什么退入背景;记忆使现在与过去发生联系;期待使经验拥有未来的方向;行动感使我们能够区分“我正在做某事”与“某件事正在我的身体上发生”;身体则围绕远近、难易、可能与不可能组织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些并不只是文学性的描写,而是可能帮助科学发现新的实验区别。然而,第一人称报告又远非稳定可靠。人会为自己的选择编造理由,会错误地记忆事件,会忽略视觉场景中明显的变化,也容易受到提问方式和文化期待的影响。一个人可能准确地报告自己正在焦虑,却完全误解焦虑的真正原因。内省能够告诉我们经验怎样出现,却不意味着它能够透明地揭示产生经验的机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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