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生命体与世界——认知如何在互动中生成(上)
所以,人所经验到的同一个对象,可以同时存在于物理、身体、社会、情绪和自传性世界之中。人类认知并不只是分类,它生活在这些彼此重叠的意义层次中。更进一步说,人类的生命体—环境耦合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身体感觉。儿童不仅学会怎样抓住东西,还会逐渐知道某些东西属于别人,某些话在某种场合不能说,某些手势意味着亲近,另一些意味着侮辱;一些纸张因为社会制度而成为货币,一些地方因为历史和宗教而成为圣地,一些符号代表国家,而纸上的抽象符号甚至可以表达数学真理。文化本身,逐渐成为人类认知活动所依赖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是生态的,也是历史的。
当环境中出现其他人时,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有趣。经典社会认知理论经常把理解他人描述为一种表征推理过程:我们先看到对方的面部、姿势和行为,然后据此推断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心理状态。生成论并不否认这种推理在复杂或模糊情境下会发生,但它质疑,我们每天最基本的社会理解是否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先观察、再推测”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互动本身中直接经验对方的情绪。一次犹豫会改变谈话的节奏,一个微笑会邀请交流继续,后退的动作会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体姿态,愤怒也不只是某种面部图形,而会使整个互动空间突然变得紧张。两个人不断调整语气、距离、目光、动作和说话时机,而其中大量协调根本不需要明确进入意识。
社会认知因此也可能是一种参与性的过程。意义并不总是只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内部,它还可能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后来的生成论研究把这一点发展为“参与式意义生成(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两个人的互动可能形成一种单独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制造出来的动力结构。谈话形成自己的节奏,舞蹈存在于两个身体的协调之中,一场争论通过双方不断回应逐渐升级,合作则依赖双方随时根据对方调整自己。于是,某些认知过程很难被完整放进任何一个单独的大脑里,它的一部分存在于关系本身。
到了这里,人们很自然会问:生成论与前面讨论过的预测加工和主动推断,究竟还有什么不同?两者显然存在重要的相似性。它们都拒绝把知觉理解成被动接收,都强调行动、身体、适应和生命持续存在,也都反对把大脑简单理解成一个孤立的信息处理器。因此,近年的研究也越来越尝试让这几种理论相互对话。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重要差异。主动推断通常使用概率生成模型、预测误差和自由能原理来描述系统,它的理论核心仍然具有很强的形式化和计算色彩,即使这个计算框架已经把身体和环境纳入其中。生成论则从历史上一开始就更加怀疑:认知是否必须主要通过内部表征来解释?它关注的是自主性、感觉—运动活动、意义生成、生活经验以及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动力。
可以非常粗略地说,一种理论主要在问:生命体如何预测并调节自己的感觉状态? 另一种理论则更关心:一个活着的系统,如何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成一个具有意义的世界? 两者最终是否能够在某种更完整的理论中兼容,目前仍然是开放问题。但对于我们整个意识理论的历史叙事来说,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推动了同一个方向上的变化:认知越来越难以被理解为一颗孤立大脑内部发生的计算。解释的单位在不断扩大,从神经元到神经网络,从网络到大脑,从大脑到身体,从身体到整个生命体,现在又从生命体走向处在环境之中的生命体。
然而,一旦接受这种扩展,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认知存在于生命体—环境耦合之中,那么意识是否也“延伸”到了外部世界?答案不能简单说是。认为某些认知过程离不开环境互动,并不等于说椅子、道路、笔记本、手机或者另一个人的身体,因此就在与神经活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成为意识本身的一部分。不同的生成论观点对这一问题也存在很大差异。但这种理论至少改变了问题的出发点。意识不再首先被想象成某个封闭在颅骨内部的私人电影。我们真正的主观经验,从一开始就是身处某个世界之中的经验。
我们并不会日常地体验自己是一颗正在接受输入的大脑。我们体验到的是:我站在房间里,我沿着街道行走,我正在与一个人交谈,我正在听音乐,我在等一个消息,我正在回家。空间围绕行动可能性组织,物体出现在具体的实践关系中,别人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变得重要,身体给予我们方向、能力和脆弱性,而记忆与期待则不断把此刻连接到过去和未来。意识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结构,很可能是因为生命本身就以这样的结构存在。
于是,科学问题也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哪一种神经机制能够表征外部世界”,而逐渐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样的生命组织和关系结构,才能使一个世界真正从某个视角被生活出来? 这个问题比寻找某一个大脑区域要大得多,也把生成论自然带向了现象学。因为如果认知是在行动中生成的,而不仅仅是在内部计算的,那么主观经验就不能永远作为一个令科学尴尬的东西,被留在理论之外。所谓“被生活的世界”,最关键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真的被某个生命体生活着。
楼梯对某个人而言令人疲惫,危险对某个人而言令人恐惧,一张脸对某个人而言熟悉,一段记忆仍然使某个人感到疼痛。传统认知科学可以研究信息处理,却不一定必须面对这个第一人称维度;而在瓦雷拉和汤普森的生成论中,这种回避变得越来越困难。生命体—环境关系不仅是一条能够从外部测量的因果回路,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它同时还是一段从内部被经验到的关系。
于是,瓦雷拉提出了一个在他那个时代并不常见、却越来越成为今天意识研究核心的问题:
第一人称经验能否进入一门严格的意识科学,而不因此放弃科学的客观性?
他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生成论带向现象学、冥想经验以及他称为**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研究计划。这也将成为第十八篇下一部分的主题。因为生成论最激进的地方,可能并不只是说认知需要身体,也不只是说知觉离不开行动,而是要求我们同时认真面对两个事实:意识是一种发生在活着生命体中的生物过程,而意识同时又是这些生命体从内部亲自经历的存在方式。
一个属于生物学。另一个属于经验。瓦雷拉真正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寻找一种能够把两者同时保留下来的意识科学,而不是让其中任何一方最终消失在另一方之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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