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再问意识：现象学的回归 — 科学是否把经验遗忘了？（下）

（续）

这也是为什么现象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日常意义上的“内省”。它并不是坐在那里报告自己的私人感觉，而是试图以一种更有纪律的方式描述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基本结构：时间性、身体性、视角、行动感、自我、意向性、空间方向以及他人的存在。它不预先决定这些结构最终由什么物理机制产生，而是先问：在我们开始解释意识之前，究竟有什么东西需要被解释？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一种科学完全可能拥有极其精密的机制理论，却对自己试图解释的现象只有非常贫乏的描述。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未来出现一种几乎无所不能的神经科学。它能够记录一个人大脑中每一个重要神经过程，可以极其准确地预测这个人下一刻会说什么、注意什么、记起什么、选择什么。这样的成就将是人类科学史上难以想象的突破。然而，如果它把意识仅仅理解成一连串内部数据状态，它仍然可能遗漏意识生活最基本的一些性质：经验总是从某个位置展开，身体建立了一个被生活着的中心，时间不是孤立瞬间的排列，对象总是在某种可能性背景中出现，而知觉从一开始就受到意义的组织。一个机制理论如果没有准确描述自己试图解释的现象，即使预测极其成功，也仍然可能没有回答全部问题。

因此，现象学与神经科学未必必须成为敌人。现象学不需要告诉神经科学究竟哪一组神经元产生意识，神经科学也没有必要把第一人称描述宣布为没有科学价值。两种方法完全可能相互限制和修正：现象学帮助科学更精确地确定究竟需要解释什么，神经科学则揭示仅凭经验反思永远不可能发现的机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后来提出的“神经现象学”，正是试图在这里建立桥梁：让经过训练的第一人称经验报告与大脑和身体的动力学测量进入同一个研究框架，而不是把它们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真理来源。

时间经验尤其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这种桥梁可能必要。物理时间可以表示为时钟测量的一系列时刻，但被生活着的时间完全不同。等待五分钟医学检查结果，与和朋友愉快交谈五分钟，并不是同一种经验长度；童年一个夏天在几十年后的记忆中可以同时显得漫长而遥远；恐惧可以让几秒钟变得异常缓慢，全神贯注却可以让几个小时仿佛瞬间消失。更重要的是，即使最简单的知觉，也要求意识保留刚刚发生的事情，并同时期待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这种具有厚度的时间，我们不会听见旋律，不会理解一句话，不会看见运动，也不可能把自己体验成一个持续存在的人。

自我问题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构。关于自我的讨论常常仿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大脑内部真的存在某个持续不变的“我”，要么自我只是一个幻觉，根本不存在。现象学提示，这也许是一个错误的二选一。头脑中可能确实没有一个躲在眼睛后面观看世界的小人，但经验仍然具有第一人称结构。视觉世界从“这里”而不是从所有地方同时出现；疼痛作为“我的疼痛”出现，与我知道另一个人正在疼痛并不相同；一个动作可以被体验成“我正在做”，而不是身体上发生的一件外部事件；一段记忆也可以被体验成“我的过去”。因此，自我也许不是藏在意识内部的某个物体，而更像是整个经验场围绕一个被生活着的视角形成的组织方式。

这使现象学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幻觉论形成一种非常有趣的关系。丹尼特以及与他接近的理论完全有理由怀疑“笛卡尔剧场”——大脑里并没有一个内部观众坐在那里观看神经系统制造的电影。现象学其实也不需要恢复这个观众。梅洛-庞蒂所说的具身主体并不是一个躲在头骨中的小人。两者真正的分歧发生在更深的地方：幻觉论倾向于认为，我们关于意识许多看似内在的性质，其实来自大脑的自我模型和解释机制；现象学则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对于经验的形而上解释可能是错的，“经验如何显现”仍然需要解释。我们完全可能误解疼痛最终是什么，却不能因此消除疼痛以某种特定方式改变身体和世界这一事实。

与信息物理学的对照同样具有启发性。信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描述区别、相关、状态和转换的强大语言，而现象学追问的是：当这些区别被一个存在生活出来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信息可以区分安全与危险，一个生命却可以体验危险；信息可以编码距离，一个有身体的主体却会体验某个东西太远而够不到；信息可以表示另一个人的缺席，意识却能够把这种缺席体验成思念。两者之间的差别未必需要某种神秘的非物质实体来解释，但也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能够用“信息”这个词描述双方，就假定这个差别已经消失。

这也是现象学重新进入人工智能讨论时特别重要的地方。现代人工智能已经能够表示对象、操纵语言、保持上下文、推断意图、制定计划、描述情绪，并建立越来越复杂的关于环境甚至自身的模型。从纯粹功能主义角度看，人类认知与人工系统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迅速缩小。但现象学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系统来说，是否有一个世界以某种方式向它显现？

对于一个有身体的动物，世界从来不只是事实的集合。物体可以够到或者够不到，可以吃或者有毒，可以安全或者危险；时间具有紧迫性，因为机会会消失；其他生命具有意义，因为依恋和依赖具有真实后果；身体规定了一个视角，因为它只能位于一个地方，只能通过有限的能力行动，会受伤，也终将死亡。人类的意义世界如此深地编织在这些限制之中，以至于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未来的人工系统当然可能逐渐获得这些性质的某些对应物。它可以拥有传感器、持续存在的身体、长期记忆、自主目标、遭受损坏的可能性、对于有限资源的依赖，以及在环境中持续行动的能力。这些东西都不能单独证明意识，但现象学提示我们，仅仅问一个系统是否处理了足够多的信息，也许从一开始就把问题问窄了。我们还需要问，在这个系统的行动可能性、历史、限制以及持续存在之间，是否形成了一个围绕它自身组织起来的世界。

这并不能证明意识一定需要生物身体。梅洛-庞蒂的洞见完全可以被理解得更广：意识所需要的也许不是血肉本身，而是一种“处境中的存在”。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也许必须拥有一个不能同时处在所有地方的视角，一段不能毫无后果地随意替换的历史，一些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行动，以及一个会因为系统自身发生什么而呈现不同意义的世界。人工系统是否有一天能够拥有这样的存在方式仍然是开放问题，但这显然比“它的计算架构是否足够像人脑”更加丰富。

现象学因此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改变了意识讨论。它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物质，没有发现一种隐藏的量子机制，也没有提供一个可以直接计算意识多少的数学公式。它做的是一件更早、也更基础的事情：在我们急于解释意识之前，先确保我们没有在建立解释的过程中把那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本身弄丢。

这个提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科学几百年来一直在训练自己把主观性从描述中清除出去。物理学寻找不依赖谁来测量的数量，生物学寻找无论生命是否理解都照样运行的机制，神经科学从头骨外部绘制能够客观测量的因果过程。这些方法不可替代，也没有理由放弃。但意识恰恰是自然界中一个特殊的地方：主观性本身成为了自然产生出来的现象。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建立一门完整的意识科学，它就必须面对一个过去科学很少遇到的任务——既保持客观，又不能假装主观不存在。

这当然也不意味着第一人称经验应该取代第三人称科学。人的内省远非可靠：记忆会重构，注意会选择，语言会扭曲，文化会塑造我们的报告，人也经常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现象学不能仅凭“我感觉如此”就宣布获得不可怀疑的知识。但内省的不可靠，并不能推出经验应该被排除。望远镜会产生畸变，仪器会带来噪声，测量需要校准，数据必须解释，科学从来不会因为观察存在误差就放弃观察，而是发展更好的方法处理误差。第一人称经验也许需要的是同样的知识纪律，而不是被简单逐出科学。

真正深刻的问题，因此并不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现象学还是神经科学，也不是第一人称知识与第三人称知识谁更加真实，而是未来的意识科学能否建立一种框架，使两种描述最终指向同一个现实，却不需要提前把其中一种翻译成另一种。神经元放电与悲伤的感觉并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宇宙里的两件事情。无论我们现在是否理解，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自然过程。困难只在于，我们目前拥有两种极其不同的语言描述这个过程，却还没有一座得到普遍接受的概念桥梁把它们连接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现象学的回归并不是从科学退回哲学，而是在提醒科学自己原本准备解释什么。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功，部分来自它暂时搁置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转而寻找表象背后的结构。对于行星、分子、细胞和电磁场，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知识。但是当研究对象变成意识时，表象获得了一种不同的地位，因为“显现”本身已经成为现象的一部分。也许真正的错误不是在科学描述的世界与被生活着的世界之间选择一个，把另一个宣布为幻觉；被生活着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与物理世界竞争的第二宇宙，而是物理现实在某些高度组织化的生命系统中不知为何获得的一种新能力：它开始能够从某个位置、对于某个存在，以具有意义的方式显现。

于是，在几个世纪不断向外追寻之后——从经验走向神经元，从神经元走向分子，从分子走向计算和信息，再从信息走向物理现实最深的结构——意识研究最终又回到了它最初出发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意识究竟是计算、整合信息、生物调节、量子过程，还是某种深藏于现实信息结构中的性质；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追问。但任何理论最终都必须重新面对那个最初使意识成为谜团的事实：宇宙中存在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内部，至少对于某些存在而言，世界竟然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