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观点的最早评论大概是:卡普拉的畅销书《物理学之道》曾遭到没有丝毫有神论倾向的物理学家们的严厉批判。而且,根据我对理论化学的研究,这些批判是正确无误的。例如,在我自己的研究小组中,我们继约瑟·帕尔德斯(Josef Paldus)和以赛亚·沙维特(Isaiah Shavitt)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开发并应用酉群方法解决分子中的电子相关性问题。卡普拉却推断道:在理论物理中频繁地使用“酉”这个字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支持普遍存在于东方宗教的“万物归一”的观点。其实,就像卡普拉的批评者已证明的,我也可以确认,这些术语仅仅是在语言上意外的巧合罢了。
约翰·波金霍尔(John Polkinghome)是剑桥大学数学物理学教授,后来担任剑桥皇后学院的院长,在他那本精美的小书《量子世界》中对上述部分问题做出了解答。在回应卡普拉等人的言论时,波金霍尔声明:“我认为,最好是找到一种量子力学的解释,让它尽可能符合广大使用者们的普遍看法,这才是明智之举。”作为一个研究并使用分子量子力学长达40余年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观点。波金霍尔严肃地补充道:“大多数量子力学研究者和普通汽车修理工的哲学水平都差不多。”后面这句话让我想到在伯克利教员俱乐部听到一些物理学家私下谈论的话:“如果玻尔50岁后能再做一些物理研究的话,他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哲学垃圾上了。这是另一种‘诺贝尔病’的例子。”所谓“诺贝尔病”是一种粗略的影射,指少数获奖者在去斯德哥尔摩领取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后,又坚持进行原有的科学研究但却无所作为的现象。
前面已经提到,许多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包括我自己,对于把不确定性原理放在量子力学中如此突出的地位都感到不妥当。首先是因为,对不确定性原理的这种哲学定位贬低了海森堡早期(1925年)与帕斯库尔·约尔当(Pascual Jordan)、马克斯·玻恩(Max Born)一起在量子矩阵力学方面更具创新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其次,不确定性原理并不真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性原则之一。在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关系方面,伯克利大学教授威廉·米勒(William H miller)是一位天才解说员,他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不确定性原理是薛定谔方程的一个基本的结果,是由位置和速度(或时间和能量)的傅里叶变换关系得出,随便一个学过常规量子力学课程的研究生都可以推导出来。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情在于用波动方程来描述粒子。只要接受了这一点,即用德布罗意关系式和薛定谔方程进行量化表达,那么其他的一切,包括不确定性原理,就只是计算结果而已。在经典波动学中,不确定性原理早就已经存在了,比量子力学要早得多;再次强调,这里对人类知识和理念上的突破在于采用波动方程来描述粒子状态。”
不论科学哲学家怎么说,大部分做研究的科学家依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仅在涉及量子世界本体论的地位问题上秉持现实主义,在科学知识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者确信,理论学说的目的都是为了描述这个世界,而不是单为适用,因此它可能有真有假、有对有错。而且科学主要体现在发现,而不仅仅是解释。即使在粒子物理学中,对一种新的粒子,科学家也只会说发现,而不是说“发明”了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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