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一家在大急流城的东公理会做礼拜。虽然东公理会的社会声望仅次于圣公会，但二者在基督信仰的真理上同样有所缺失。所以我们谈起信仰问题时彼此都非常理解。事实上卡伦在韦尔斯学院上本科时主修艺术历史学，辅修宗教学。韦尔斯学院由亨利·韦尔斯（Henry Wells，著名的富国银行联合创始人）创办，位于纽约州北部美丽的卡尤加湖边，距康奈尔大学25英里。她有次同我讲起她《新约》课老师莱森伯格教授的一次讲课，其内容最终对我俩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新约·使徒行传》一章的小测验中，莱森伯格博士问了学生以下问题：如何解释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去六个星期后突然地变得奋勇无畏？这奋勇无畏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同样是这群人，在耶稣刚死时都惊恐万状，躲在关门闭锁的房间里。莱森伯格博士提示说，也许，只是也许，这些人被什么惊天大事彻底改变了：他们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复活。
麻省理工的每个大四学生毕业前都须递交自己的研究论文。因为我想将来当光谱学家，所以看好理查德·罗德教授（Richard Lord）的实验室，但我又鼓不起勇气问他是否能接纳我。最后，瓦尔特·索森教授（Walter Thorson），麻省理工化学系所有大四学生的课程顾问，问我为何迟迟未能找到做论文的实验室。当得知我的窘境之后，索森博士竟然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舍费尔，你似乎是这届化学班上最好的学生，为什么不跟着我做理论化学呢？”瓦尔特·索森教授是那年学生们投票选出的麻省理工最受欢迎的化学教授，所以能为他工作我相当开心。索森的研究团队包括四个博士生和我，我们彼此相处融洽。索森教授多少知道我对信仰有些模模糊糊的兴趣，所以有一天他问我：“你想知道我信上帝的最好理由吗？”我一向老实听话，当然回答愿意。他就说：“因为我每天和上帝对话呀！”我吓了一跳，因为猛地想起当时流行的一部超自然恐怖电视剧《阴阳魔界》。接着索森博士试图给我解释祷告的本质，但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内中原由。不过除去那次的尴尬，我还是非常尊重瓦尔特·索森教授的，并且我清楚知道他的基督信仰是真实无伪的。
1966年9月2日，我终于和梦中情人喜结连理了。卡伦和我驱车两千英里，从密歇根直到加州，度过了我们的蜜月。同时开启的还有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求学之路，卡伦继续读完艺术历史专业的学士学位，而我则开始化学物理学的博士深造。起初，我们在帕洛阿尔托的圣公会圣马可堂做礼拜，然而第一个礼拜日发生了让我们错愕的事。那天我们早到了，礼拜还未开始，我们被带到李纳德·P·威特林格主任牧师（Leonard P. Wittlinger，1928～2000）讲授的主日学里。那次威特林格牧师花了45分钟讲毛泽东，说他是二十世纪基督教里最优秀的榜样之一。当时毛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始，这堂课真是让人如鲠在喉——毛对数百万中国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耶稣却是将人们出死亡中拯救出来。还好，我们遇到一对非常友善的夫妇，吉姆和南·霍布森。礼拜完后，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舒适的宅邸共进午餐。吉姆在胡佛研究所工作，胡佛研究所隶属于斯坦福大学，因由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创建而得名。霍布森夫妇来自于南方，事实上他们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对南方人。尽管圣马可堂牧师的政治倾向让人大跌眼镜，但霍布森夫妇的友谊还是让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以上。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周日上午，威特林格牧师在布道中说，他们对会众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人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不用担心。”威特林格牧师说，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信上帝。哦呀，够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去圣公会圣马可堂了。顺便提一下，李纳德·威特林格一年多后辞去了神职，后来他成了帕洛阿尔托当地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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