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Schaefer 著，涤言 惟明 等译
诞生于基督教背景下的科学
下面我要先引入一段文字，这段话有些武断，常会引起人反感。这段声明源自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1906-1984），至少能发人深省。克拉克在其著作《基督信仰与科学》中这样写道：
“无论我们对事实真相作何解释，科学都只有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才能得以发展。先人的智慧并不逊于我们。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罗马、波斯、中国，等等——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都停滞不前了。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就算没有基督教，科学也一样能发展，仅凭臆测来争论很容易，但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发生过。这并不奇怪。在非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曾认为科学在某些方面违背了伦理道德。在希腊，这种对科学的定罪体现在普罗米修斯的传说中，就是那位从天庭偷取火种并因此触怒诸神的盗火者，科学家的原型。”
我认为，如果克拉克博士在上文的第一句中使用的是科学的“持续”发展就更好了。我想他在此处说得有点过头，但他的看法的确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有一种看法与克拉克的观点截然相反，这种常见的看法认为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科学也曾在伊斯兰教的背景下获得过重大发展。这倒也是事实，但为何这些早期的科学发展都没能“持续”下去？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教授在其2002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对这个关键问题作出了解答。路易斯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很恰当的书名：《问题何在？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在中东的冲突》。科学无法在伊斯兰教环境中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点，1577年建于伊斯坦布尔加拉塔的大天文台的命运或许就是最好的注解。这座天文台完全可以同掀起天文学大革命的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所建的天文台媲美。在《问题何在？》一书中，路易斯写道，遵照伊斯坦布尔大穆夫提（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建议，苏丹派出了土耳其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将加拉塔天文台夷为平地。在之后的300年间，伊斯兰世界中再无先进的天文台。
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下波兰尼、沃德和克拉克所谈论的观点，即科学在基督教环境中得以发展。在孩提时代，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发现了科学方法论。如今，高层次的批评家们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其中有些人宣称培根窃取了许多人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成果，他所做的只是普及推广而已。我们只能把这个难题留给科学史学家们去解决。在弗朗西斯·培根的语录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就是“两本书”的比喻。培根的这段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成了托马斯·勒瑟尔（Thomas Lessl）教授新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的主题。弗朗西斯·培根是这样说的：“没有人能说他对上帝话语之书或上帝作为之书研究得够深、够透彻。”
培根所说的上帝话语之书是指圣经，而上帝作为之书是指大自然。他鼓励我们尽可能地去研究这两本书。所以说，早在其萌芽时期，就已经有人认为科学方法论与新旧两约的66卷书之间并不矛盾。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接受培根的意见，自从1973年成为基督徒以来，我已经将圣经通读了十几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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