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我写的只是片段式的回忆,记忆力差了,人、地、时--都搜索不出来,或者模糊而不准确,蒋俊同志给我写的一篇“早年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纪实”,只写了一方面。我现在要动笔写的,是写各方面,虽写我自己,更重要的是铸造我迄今为止的这个人和其他一些人和事。可以说,我是该偿还负债,不忘恩负义。
初步的计划是分作三部分写,第一部分从童年写到三十年代回四川,第二部分从到山台教书起直到成都解放,第三部分从解放到退休。最后再加上一个“附录”,写我的亲人对我的“控诉”、安慰和劝告,一首诗,和摘自四十年前写的句子,最后殿以米开朗基罗的诗句和罗曼·罗兰的诗。
但我已濒近生命的残年,我是不是写得来有头有尾,善始善终,不是我的意志力所能决定的,能够写到那里,算到那里。而且先没有一个结构,一个像样的提纲。我的原则,是巴金的“说真话”。宁愿多自己解剖自己,不辩护。我希望能做到。
1986年9月17日
第一部分
I

合江位于四川盆地以南,紧靠贵州山地,南界赤水县境,北与江津、永川接壤,西北与泸县交界。长江从泸县流出,再从合江流入江津永川界;赤水何自贵州流来,在县西南入境,再向东北流入长江,是长江在县境境内的主要支流。是一个东西长八十一公里,南北宽六十一公里的县,县城只有一条街道,城内有一条街道通西门,城外从西门起仍是一条街直通郊外。人民从开铺经商外,多营小手工业,是个封建社会。只清末民初变法维新思想影响,风气才为之一变。民国初期军阀连年混战,苛捐剥削严重,宗教迷信,帮会道门,十分闭塞。我就出生在清末之1904年7月3日(阴历五月二十日),对河白塔坝的一个庄院:毓蕙堂的宅后,小小的一间土房。毓蕙堂是在一个三合院的一头,经过培修,是祖父、伯父母一家;我们一家和幺爷(叔父)所住,很拥挤。我是听我的母亲所讲,我当时还小。据说,父母,甚至伯娘都宠爱我,才两岁便教我认用厚纸板剪的方块字——人、手、足、刀、尺等等……。原来我的母亲是续弦的,前一个娘死时,遗下一个不满岁的儿子,二哥。照我们家的排行,二哥前还有个早夭的大姐。我母亲在我之前还生了一个女儿,也是早夭,所以我是行四。以后还有出痘麻死的老五、老六。

我的家是一个贫穷的家,祖父是手工艺匠,还当过“算命先生”,我的父亲(1872~1934)上有长兄,下有弟妹。他们同胞的情谊厚笃,这对我们下一代感染很大。除伯父而外,我对幺爷、幺娘,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我父亲是清末的廪生(伯父只是秀才),又住过泸州师范学堂。从时代讲,他正受到戊戌六君子以及康梁(甚至廖季平)的思想影响(改良-革命)。我在第一次出狱后,很偶然地才知道他曾加入过愤愤乐无一派的社会党也讲三无二各,我看见入党证书,但我没有问他。民国成立,我伯父(他像加入过共和党,可不是国民党)便十分活跃起来,打神灭像,破除迷信,破除男尊女卑观念,他们的大女从小就穿着男装,和男孩子一起受教育。他有胆识,聚集了一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拥护他。他做到县议会议长,有些专横拔扈,但他终因为了他敢于在夏之时兵败经过合江估派勒索之时,抗不应命,被败兵绑架,死于非命。他的私人行事虽有些可议的地方,但必竟是小节不能掩他的大义。当其盛时,我正在读高小,智识欲很强,对伯父的胆识非常佩服。他教我画螃蟹,教我学王字(王羲之),不要学赵(子昂)字,他说赵字象赵子昂的品格一样太没骨气了。我伯父的字画在县中是有名的。我有记忆力时,已经早不住在河对门毓蕙堂,而住在县城北门外上街中栅子致和祥中药铺后面了。听说我父亲迁出毓蕙堂时(大致因为和赵伯娘处不来),我祖父对我父亲说,“卢旭齑(我父亲的号,名字叫华暹,字汝清),你搬出去路宽,搬回来路窄啊!”我父亲终于只拿了两三双筷子便搬到致和祥了。

我父亲曾教过私塾,但不久。就他职业说,是医生,致和祥是他的几位朋友们(我只知到张茂久,赵忠义,张泽清等)出钱开的,他们很讲义气,我父亲入的是乾股(出不起钱),便在致和祥给人看病,不取脉理钱,病人就在这药店取药,年终分红,我父亲也分到厚厚的一股。我的一家住在致和祥后,不出租金。房子宽,有供香火的堂屋,左右有住房,我父母和我住在一边,祖母(也是续弦的)住在右边。台阶下是一个天井,天井的右边有两间房(其中一间是二哥住的)左边是厨房,以下又是一间大的书房,供我们学习。我父亲的医道在合江出了名,是自学的儒医,我看见家里有各种中医书籍,也有中西医学会通一类。可后来,他又被推举做县商会副会长兼文牍(后者有薪,前者无给),并由上举的各友人在对河开了造锅厂,父亲也被推做领乾薪的文牍,还分红,我们一家大大小小的生活,便靠这些收入来维持。
我父亲算得县中的博学之士,除儒家经典之外,也还有老、庄、墨、荀、淮南子等;有一部庞大的《皇清经解》,有《昭明文选》,《杜诗镜铨》,还有许氏、段氏、王氏说文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一小本抄本《古岚韵学》,此外是康、梁的著作康的《新学伪经考》、《大同书》与梁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人学》,还有一本卢信的《仁道》。字帖有一部三希堂法帖,王羲之的《兰亭序》。我像“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样开了一张书单,也只就我在私塾而言(我也读过两次私塾,一次在我们家里读的,老师是尹作鹏,除我们弟兄外。还有亲友的几个小弟。一次在“新街子”张公馆里。读的不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声律启蒙》、《龙文鞭影》还有《舆地韵言》,以后才进龙王庙小学和考棚高小),从小学进入中学时,就各取所需,只要准许看的都看,还要偷偷看小说,只要拿得到、借得到,如三国,列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花月痕,绿野仙踪,七侠五义等等。我父亲管教我们弟兄严,不准我们吸烟、赌钱,乱交朋友,除了学校功课要学好以外,却不管我看什么,读什么,只每天要我交小字一张,中楷二张,要读背得《声律启蒙》、《古诗源》里,他指定的一些古诗,还亲自教我打算盘到六归七二五除。记不熟,打错了,就在头上被父亲打了好几下。父亲是严厉的,但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责打我们,我也少有完不成他指定的作业,如缴中楷、小楷,背几首杜诗之类。但也有一次,我下午放学后偷偷和几个同学一起下河洗澡,临吃饭时都不回来,慌得一家人到处找我,后来回来了,父亲打了好几下鸡毛帚竹把,还不准吃饭,到是我娘偷偷地叫我吃的。
我父亲对我们弟兄只在我们有了过错时,才不假以辞色,平素却是慈祥的,有说有笑的。我记得很清楚经常在夏秋天吃过晚饭后,便坐在堂屋(供“天地君亲师”神位,和吃饭的,聚会的中堂,两边是寝室)外面小凳子上朗诵杜工部的“秋兴”八首,或“咏怀古迹”……。我耳濡目染,自然也喜欢起杜诗来了。我父亲年青时好学,博闻强记,年老了也喜欢看我们的《李石岑人生哲学》、《师复文存》一类的书本,等到信仰了佛学,看了我从南京带回来的欧阳竟无著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如今时所必需》,以及弟子吕澂(秋逸),王恩洋写的东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的书柜里有一本《因明如正理论》,你去拿来看看,你们是学过伦理学的。”我拿出来一看,却完全不懂,我告诉我父亲,他只笑笑。但我却记了下来,一直等到我三十年代,在乐山嘉属联中教书时,便买了几本讲因明或虞愚的,或陈望道的书来自学,先涉猎了《因明入正理论》和窥基的《火疏》,不懂的,写信到中白沙问我的老师吕秋逸先生,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我的父亲。我在四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里(后来巴金编在我的散文集《心字》里)写我父亲晚年在“隆冬夜里,坐在一盏小洋油灯旁,挺直的圈点着佛家的经典,不曾记起他是已经衰老而带着病的身体;他那么样早起,差不多和出现在地平线的第一道晨光同时;他以一种慈悲的心情,对待后园中的一草一木。他病中忍痛,不发一声呻吟;他知道他的生命“旦暮”而忍着心的伤痛,遣走他的爱子爱女……,他,以一颗爱真理的心,以一身对于不正不义永远反抗的血性传给他的子女。”的确,父亲的中年(我才在小学毕业),一次,正在吃饭时,听说他的好友张泽卿被人诬告了,他手抖了一下,筷子落了地,从此手便抖动起来。他是医生,服了许多药和狗肉才好了,这类事还不少。他是对朋友讲义气的,他自己也被人诬告,知事沈××受贿,父亲被下了“看守所”,以后官司打到省上(成都),父亲终于不屈,得到了平反。我记得我父亲到了晚年曾总结他的一生在两句话里,那是“一生只为多情累,万事无为寡过难。”这对我的一生也用得着。我的七弟在前些日子(九月二日)给我写信,劝我“所宜不自戚戚,以致陷于烦恼。当年吾父临终之日,犹自强起礼佛……终不许一世之”强者“悲忧自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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