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川大也有几件事可记。（１）是在１９４３年由胡鉴民推荐在齐鲁大学教社会学－—我是中国社会学学会会员。（２）鉴民既把我推荐给汪奠基继任他的课，他要先和我作一次面谈。我懂得这无异于一次面试。我去了，言谈之间，他问我涉猎过那些逻辑著作，教过多久。我说，我在乐山嘉属联中，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都教过。在嘉属联中时我用的沈有乾编的课本。我涉猎过傅种孙译的《罗素算理哲学》，汪自己编的《逻辑与数理逻辑论》，金岳霖的《逻辑》，殷福生译的《逻辑基本》等；也还学过因明，写了用作教学或自学用的《因明易解》……。我的回答，他像很满意，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３）是见到教务长叶石荪，因为杨人楩早就向他说过；我也讲到年青时读过他在《新潮》上的文章。他最后坦率的告诉我，校长黄季陆知道我，因为我曾在上海参加过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游行，要警惕，最好不让他见到你。（４）是人楩的哥哥杨东尊（那时他是政治系的名教授）告诫我，川大特务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见到生人，千万要留意，等等。所以我除了上课时直接到课堂，只和谢文炳，饶孟侃、李孟雄等少数人来往，后者是教授会收会费的，他的妻子石璞教授，我早年也读过她译的希腊悲剧。又由谢文炳介绍，认识了倪受禧。以后又因陈翔鹤，陈炜谟，认识刘盛亚，我和他一见如故，闲时有来往。但即使是许寿真同志来宣传世界语，开展览会，我也没有露面；虽则我在《新新新闻》职员宿舍项冲那里和他见过几次。之后来我参加了１９４４年成立的《成都世界语者协会》，我才公开参加工作，又和刘洪康、杨裕声、李士俊同志认识。
不过也有人（可能是刘光书）提醒我给法学院百人以上在图书馆阅览室讲逻辑时要注意回答学生关于辩证逻辑的提问，因为没有教本，不是照本宣科，但我对辩证法早有涉猎，不是全外行。
从１９４４年到解放，我就不事无巨细逐年叙述了。总之，我也在历史系教古希腊史，世界文化史，也为法学院政治系上西洋政治思想史，那是杨东尊要离开川大时推荐我去接替的。此外还到三瓦窑新生院给法律系上理则学即逻辑，（还编印了讲义）。尚琼的四妹尚珺就是在那系毕业的。
对于当时的运动，如反对美军暴行（１９４６年十二月）的抗暴斗争、声援“五·二Ｏ”血案的斗争、１９４８年的“四·九”运动等，无论签名抗议或罢课，我都一一参加。记得有一次全体教师在第一教学楼上开会，我发言顶撞了朱心佛，会后杨东尊告诫我以后发言要小心，朱是黄季陆一党的。而在面临解放前夕，我的九弟还关在将军衙门，在开明书店的老友胡赞平（杨人楩的同学）特地来要我离开川大躲避，因为他得到风声，我要被逮捕。但九弟还未出狱，须得四面八方营救，焉能一个人走开（听人劝到大邑或西昌去），只能提高警惕。好得九弟后来被保释出来了（前已提及），而许寿真、刘俊达竟至在十二桥牺牲了。
再必须补叙的是：天矞１９４０年九月到１９４１年一月，１９４１年二月到七月在华英女中，１９４１年九月到１９４２年七月在民新中学，１９４２年九月到１９４３年七月在乐山牛华溪震华中学，1943年九月到１９４４年二月在中江县胖子店第二中学，１９４４年三月到１９４４年七月在合川国立二中，１９４４年九月到１９４５年一月在彭县成都女师疏散地，１９４５年二月到１９４６年一月在开县女中（当校长，七弟去做教务主任），１９４６年二月到１９４８年二月在犍为女中（仍当校长），１９４８年下学期到１９５０年二月在重庆南林学院附中当教务主任，当时先憂是学院的院长。我去看过他们，同时也看了在重庆中国银行当职员的赵震生和陈海潮夫妇，在重庆清华中学的王介平和刘正之（绍基）。我回成都前便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买了飞机票，这是我第一次（也只这一次）坐飞机，一小时便回到成都。天矞以后还主持了由赵震生他们创办的《互生儿童工读院》，原来那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起来寄托一些烈士的孤儿和贫苦儿童，并把那里作为隐蔽的工作备用据点。但我让她和我多年长期分居，是我对她不起，问心有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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