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柳永“平反”（六）

更有可能是时间段是仁宗庆历二年至三年（1042- 1043年），此时晏殊以刑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枢密使加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而柳永入仕以后在浙江一带当小官已经九年左右，按规定可以（但不一定）转为京官。于是这个时候柳永去拜见一下，希望得到对方的赏识，是符合情理的。

柳永进门后晏殊问他：“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晏殊却笑到： “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他引的这句词出自柳永年轻时写的《定风波-自春来》，是一首代言体，写女子同恋人分别后的相思，希望能把情郎系牢在身边，长相守不分离。这其实是一首俚俗的好词。柳永一听晏殊这种讥讽口吻，觉得很没有面子，只好尴尬地退下。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我看是晏殊傲慢无礼、没面子。他虽然也是优秀的词人，但比柳永的贡献差得远。不过在那个年代，柳永若去谒见另一位善写诗词的士大夫，得到的礼遇（或羞辱）有可能是类似的。因为他们认为词这种韵文形式，一旦从民间词进化为文人词就须雅化。柳词中俚俗的作品他们是看不上的。另外一方面，正统文人士大夫贬柳永、柳词恐怕还有一个“羡慕嫉妒恨”的因素。他们自视甚高，但红遍大江南北的不是他们，他们的词名与柳永根本不能比。他们也没有柳永的音律和创调的水平，不得不经常在柳永创调的词牌下填词。他们嘴上看不起柳永，其实大多暗地里偷学柳词的技法，如铺叙、白描、词境、呼应等。柳永以后的两宋词人，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受惠于柳词。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苏东坡心目中的柳永。他俩看似宋词的两极，但绝非那样泾渭分明。东坡开始学填词的时候，柳永已经去世十几年。但东坡一生多次提到柳永，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暗示柳永在他心目中其实有很高的地位。就好比说，梅西如果经常提到某球员，不论他嘴上褒贬，这人的水平在他心里恐怕应该是C罗级别的。

我所了解的苏轼最早提到柳词的纪录，是苏轼任密州知州的时候。这时苏轼37-40岁，是在他任杭州通判期满以后。苏轼在杭州写了40多首词，还处于跟婉约词家学习阶段。到密州后他的词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被认为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苏轼写就这首词以后，誊录一份寄给他的朋友鲜于侁（字子骏）。他在附的《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密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段话表明，苏轼不是追求在前人婉约词风格上继续提高，而是主动改变词风。对这样的作品，他颇有几分得意。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信中说自己的词 “无柳七郎风味”，语气上并未对柳词“不屑”，而是将柳词作为与之平行的参照物。末尾 “呵呵”二字有趣（没想到古人也能这样表达），这像是下意识地为自己 “打圆场”。因为词以婉约为正宗，他不确信自己不同于“正体”的风格能不能被朋友所接受。所以他在自信的同时，也是留有余地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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