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元皎：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我哥哥的趣事

我哥哥叫梅元皓，据我父亲说，他生于某月19曰，而当 时还是流行发电报的年代，“皓”字是19曰的代电，就是说， 这一个“皓”字就可代替电文中的“十九曰”三个字。所以他 的名字中有浩字。我后来猜想，父亲给老大取名“元皓”，那老二无论男女，都会取名“元咬”了。难怪后来有人一听我的名字，认为是“元姣”，是个女生呢。

我哥梅元皓有时想问题有点独特：比如有一次我抱恕说， “哎呀，我昨晚没睡好，一晚上醒了 5次！ ”我哥却回答说“哎呀，你比我还睡得好，你睡着了5次，我才睡着了1次！ ”还有点幽默。

还有一次我跟着他出去用我们家的汽枪打麻雀，一只打死的麻雀掉在了屋檐边上，大半个身子露在外面，我就建议说， 再补一枪，或许就把它冲下来了。我哥却回答说，同样费一颗铅彈，还不如再打一只鸟。真是自信。

他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了，我下楼去帮他取回来时 他正在修自行车’一手油，我比他还着急，问他要不要先替他 拆开看看，他却回答说，不着急这几分钟，信封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变不了的。真沉得住气。 说起来，我们家算是从国外回来的，自然也就有特务嫌疑。 我哥喜欢折腾无线电，在屋顶上架了个大天线，接到他自制的 矿石收音机上。再加上我母亲要用打字机写信，跟她的几个姐妹联系，家里就经常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在外人看起来，又是天线又是滴答声，这家人也有海外关系，一定是美国特务在家发电报呢！红卫兵前前后后来了几拨，反反复复把这个家给抄 了个遍，但是确实没有发报机啊，我想他们一定很失望吧。

父亲从上海调到成都后，先是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工作， 后来调到成都铁路局，在总工程师室工作。他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我后来找到他的一张工资单，1973年的工资是每月270 多元。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一劫，后来被弄到上海什么学习班去了。最后他跟我说，解放前原上海局工务处的高级技术 人员，都被叫回到上海的学习班去了。说是在学习班，实则跟进审讯室差不多。不过，安的罪名还是很吓人的：“特务”。

当大部分队员都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后， 我父亲也跟着承认了，我父亲记得没有这回事啊，但是别人都 承认了可能是自己记性不好吧，也许真填过什么表忘掉了？也 就承认了。一当然最后彻底平反，完全没有这回事儿。

局势慌乱，人心惶恐。父亲在上海，也不知到底怎么样了。 加之家里又被这样折腾，母亲实在受不了，最后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含冤走了。

1967年5月，132厂5.6事件

1967年5月6号是我19岁的生曰，而这一天也是四川文 化大革命中著名的“132厂5·6事件”发生的日子。

那天，我和班上的同学们赶到132厂，向当时“产业军” 盘踞的132厂发起进攻，想冲进去。其实说起来，这个是不应 该的，132厂是保密军工厂，真冲进去了会造成国家机密的泄 露，但是年轻的红卫兵们可不管这些，拿着棍棒使劲往里打， 往里冲。

我算冲到前面的，冲进38号楼第二层楼的时候，保卫 132厂的产业军的民兵就开枪了。一阵枪响以后，整个广场的 人都退了回去，广场变得空荡荡的，而我们冲进楼里的人，事 实上就被包围了，跟后续群众完全断了联系。 后来才知道产业军在楼上朝四处放枪，居然还打死了我们 班上一个叫戴祖国的同学。戴祖国是远远地坐在树下观战的，结果被打死了。好像那天一共打死了五六十个人吧，是轰动全 国的第一次武斗死这么多人的大事件。 我从楼上的窗子里翻出来，抱着排屋檐水的水管滑下来到 了地面，然后在广场上蛇形跑步，躲开楼上的射击，最后跑到 了停有北航宣传车也就是现场指挥车那里，报告了楼里还有几 百人处境危险的情况。后来，产业军没幵枪了，他们才跑了回来。

1967年7月，串联

1967年7月初，我和一个同学打算来一次长途串联，跑 得远一些，计划搭车经昆明，到贵阳，再往东部走。

我们在省搬运交通公司找到一个货车，搭顺风车，但到西 昌司机就不走了。下车以后，我们只好继续上路，步行，在路 上再想办法。由于那一段都是山路，我们就专门在上坡的地方 等，汽车爬坡开得很慢的时候就从后面翻进货厢里去。有时候 司机会发现我们，把我们赶下来。我们就走到下一个上坡处如 法泡制，就这样换了几辆车才坐到渡口市。

在渡口一个司机的家属留我们住了两天，又给我们找了 ―个车，把我们送到了昆明。

昆明向东去贵阳就得扒火车了。我们等在昆明火车站外不 远的地方，货运火车幵出站来尚未加速时，抓住外面的小铁梯 往上爬,然后偷偷地翻进车厢。爬了两趟车以后，我们到了安顺。 之后我们的胆子练得更大了，干脆就混客车，一直混到了贵阳。

我们原计划是往武汉走的，想去看看搞出了震惊全国的 “百万雄狮”造反派围攻党政机关事件的武汉现场。一个刚刚 传来的消息改变了我们的行程:重庆的“反到底派”和“八一五 派”打起来了，甚至把军工厂里头的武器都拿出来发给了学生 和工人进行战斗。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见识武斗场面的好机会，于是坐上火车 从贵阳往重庆去。火车上几乎没有乘客，大家都在往外逃，只 有我们两个人逆流进人重庆。

在两路口火车站下车以后，我和那个同学走散了。我从两 路口走路到袁家岗的重庆医学院。父亲的好友司徒亮是重庆医 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我想先找到他，以便有个照应。谁知整 个校园的老师学生都跑干净了，只有十几个学校的“反到底派” 工人在守卫这个医学院。我跟他们套近乎，说我是成都“八二六” 的，跟他们是一派。

我有些担心那位走散的同学，所以只在重医校园呆了一天， 又走路经过九龙坡，准备前往两路口火车站坐火车回成都。

顺着九龙坡到两路口火车站的铁轨，我沿着长江边走。这 时候，从上游来了一艘大木船，这是“反到底派”给被包围的 建设兵工厂运粮食补给的船。岸上有聚集了些人，他们显然是 支持“反到底派”的，跟大木船上的人一起唱着类似川江号子 之类的歌，并且欢呼，为这艘大木船加油。我停下来，跟着看 热闹。

突然，机枪声响了起来。

原来江对岸是“八一五派”设置驻扎的关卡，他们见有敌 方的船，毫不犹豫地向这艘船狠命扫射。大木船上的人早有准 备，全部跳入船只另一侧的水中，以船身为掩护顺利地前行。

对岸关卡的“八一五派”发现阻挡不了这艘船冲过去，于 是恼羞成怒抬起机枪就冲这边岸上看热闹的群众扫射。不过看 来这边的群众也早有准备，他们一下就躲起来了。仅有我像个 二愣子不知道情况，只好就地卧倒，可却没有足以抵挡子弹的掩体。

子弹呼啸，岩屑四溅，在巨大的恐惧中，我微微抬起头来， 眼角的余光瞥见我背后的岩石被机枪子弹打出的一排排弹孔正在层层地降低，感觉下一发子弹就会击中我。

这是我一生中离死亡最近的10秒钟。 死神就在前面，在向我招手。我脑海里只闪起一个念头_： 我马上就会被打死在这里了，希望有人能找到我身上的学生证并能通知一下我的学校，这样家里就可以知道我死了。

幸运的是子弹并没有打中我，我活了下来。后来与别人谈 起这件事的时候，对方深有同感。他说，四川5.12地震的时 候他在很高的楼上，以为这下完蛋了，也只是想到身上有一个身份证，也许人家能凭身份证知道是谁死在这里了，于是稍稍觉得心安。看来，人面临突如其来的死亡的时候，想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愿意做一个无名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