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农民战争周期性爆发

受马克思阶级斗争史观和当代政治的影响，我们中学的教科书都把中国历史上频发的惨烈农民战争归咎于“耕者无其田”。改开后，中国一些计量经济史学者对历代中国农村土地的分配数据做了分析，发现其实自耕农才是中国农民的主体。

退一步说，如果走投无路的无地农民是农民战争的起因，那么，为什么近代前的欧洲农民根本无地，那里反而没有发生中国这种周期性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呢？

要解释这一中西历史差异，我认为比较近代前中国和欧洲农民的经济负担，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让我们从赋税结构、人身依附关系和抗灾变能力，多方面对这两大区域进行系统性对比。

概括而言，近代以前的欧洲农民受害于极高的人身依附与经济压榨，但由于封建契约的存在，其负担相对确定；中国农民在法律上多为自由民，但由于“官无封建”，国家机器的隐性剥夺和频繁的徭役，使其经济脆弱性极高，面临周期性的生存危机。

如果我们拿投资做类比，近代前的欧洲农民持有的是期望回报率和流通性都极差的股票，但有保底的保险；中国农民持有的是期望回报率和流通性都较好的股票，但风险极高。

战争是政治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形式，那么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不能仅看和平时期两地的税率等指标，更要评估极端情况下底层农民的生存概率。

常态时期（帝国兴起/中世纪盛期）：
- 欧洲农民更苦。他们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社会地位极低，在法律上被视为领主的财产，不仅经济被剥夺，精神和生活也受到教会与领主的双重禁锢。
- 中国农民相对体面。自耕农拥有独立财产和人身自由，甚至可以通过科举实现阶层跃升，常态下的国家正税税率（如三十税一、十五税一）在世界古代史上属于较低水平。
危机时期（王朝末代/灾荒战乱）：
- 中国农民受压榨程度呈暴烈式激增，生存环境远比欧洲残酷。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庞大，当帝国陷入财政危机、或面临外患时，官府会进行毁灭性的破坏性征敛（如“竭泽而渔”式的加税和拉丁派）。中国农民没有任何自治组织和法律契约的保护，瞬间从“自由民”沦为“饿殍”，引发惨烈的周期性人口大灭绝。
- 欧洲农民由于封建割据，其负担具有“地方化”和“固定化”特征。即使发生黑死病或百年战争，地方领主为了保留宝贵的劳动力，也很少进行彻底消灭农民再生产能力的绝户式榨取。黑死病后，由于劳动力短缺，欧洲农民的议价能力反而大幅提升，促成了农奴制的瓦解。

综合我在这里和以前陈述的事实和观点，我坚持我过去的结论：古代中国周而复始的农民战争的内因是生产力低下和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马尔萨斯陷阱。最主要的外因是，集权政治下国家机器对农民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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