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12）

武汉问题的另一个棘手之处是，虽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他派出支左的武汉独立师支持的却是“百万雄师”这个保守组织。独立师官兵与“百万雄师”不仅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而且还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当独立师处理武斗事情时，对解放军进行打骂和围攻的都是造反派，因为他们认为解放军不支持他们。而保守派则是维护解放军，保护解放军的。这种军民关系自然为解放军所欢迎和肯定，因此，从感情上，解放军也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

在文革那种严酷斗争形势中，对立的两派都感觉自己没有退路，不是打倒对方就是被对方打倒。对那些组织的头头们来说，被打倒很可能就万劫不复。武汉720事件时，带领“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的公安干警就说：如果那些造反派翻了天，我们这些抓捕过他们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没有妥协的零和之争，必定会导致对抗不断升级，最后以命相搏。

王绍光对文革暴力的解释是这样的：“有些评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暴力表明了人类的非理性或者邪恶或者天生的好战性。事实上，暴力是一种既理性又可悲的行动方式。在正常的条件下。当垄断武力使用权的国家对使用武力反对其他人的团体或个人能够以惩罚来威胁的话，那么将有组织的暴力作为策略的可能就会被排除，或者至少使之变得极其危险。然而，在无政府的情况下社会秩序的供给变成了问题。因为社会秩序也是一种公益，所以人们不会自动地克制自己做也许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确实能够威胁运用武力与惩罚的权威，那么甚至善良和理性的人也会在利益冲突时拳脚相加。所以，派别领导人必须始终考虑着暴力策略，即便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的具有好战的意图。认清了无政府问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经常发生武斗，即使参与武斗者既非愚蠢，无知之辈也非亡命之徒。”（P134）

武汉是文革时武斗非常厉害的几个地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当地民风彪悍，好斗，还因为人数少的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人数众多，自认为根红苗正的保守派却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想不通就有气，有气就要出。出在哪？当然是对立的派别身上。武汉最早的武斗就发生1967年的五月底，在一次保守派的游行中，造反派一方进行骚扰破坏。一向温和的保守派，这次大打出手，导致“二司”方面一名十七岁的中学生身亡。之后，造反派一方举行了全市范围内的抬尸游行。这在文革中是一种常见的游行形式，我小时候在沈阳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游行。

虽然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发出紧急命令，严禁在派性争执中动用武力。可是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氛围中，没人听从中央的命令。武斗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越演越烈，逐步升级。毛泽东到达武汉时，武汉两派的武斗已经呈现白热化状态，且已造成数百人的死亡，被打死的大多数是造反派成员。

就在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期间，武斗仍然在继续。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造反派竟然胆大包天，武装闯入东湖宾馆，围攻谢富治，抓走了王力。而参与这一行动的竟然有整车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难怪毛泽东当时也误认为发生了兵变。其实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里面。

由于信息管道的不畅通，武汉保守派并不清楚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于是政治谣言大行其道。7月19日至7月21日的保守派连续大游行，都是受到谣言的鼓舞。

正在武汉保守派的“百万雄师”欢庆胜利，准备跃跃欲试地夺权的时候。北京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明确信息，把武汉720时间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紧接着，全国各地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支持中央决定，声讨武汉的“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很快就解散了。虽然组织解散了，但保守派对自己的遭遇非常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最信任的毛主席竟然不支持他们。所以，虽然表面上不得不遵守中央决定，但心里面是不服气的。“百万雄师”的一个头头的话真实地代表了他们的想法：“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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