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七中“8.10”.事件后两派的争斗愈加剧烈,在这前后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口号叫“文攻武卫”,第一次听到时我就十分奇怪,既叫文攻又何须武卫,我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武斗会发生会升级,果然装备由棍棒钢䄭换成了长枪短枪,伴随着武斗的升级红卫兵们遭遇的悲惨事件不断发生,直至有同学付出了生命的高昂代价。退出成都七中后“七毛”住进了市中区省教育厅,在一次不幸的市区遭遇战中,高六六五班的文汉生校友不幸遇难,这是一位英俊高大的同学,他的离开给同学们带来极大的悲愤,之后不久高六六四班的黄尚培校友也在两派的恶斗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成都七中校友中为那场革命付出的最高的代价。当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内心确实十分悲痛和惋惜,痛惜年轻的生命过早逝去,惋惜红卫兵们为这场闹剧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于是我彻底的沉默了,窩在家中当起了完全的逍遥派,除了买菜做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烹饪手艺外,便是潜心的去阅读了那部隔壁邻居卓老师书架上的《简明政治经济学》。
我希望毫无意义的两派纷争尽快结束,我实在也不能明白大家同室揉戈是为了啥,但树略静而风不止,在两派红卫兵都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巨大损失后,增添的是相互间更多的误会乃至仇恨,两派的恶斗愈演愈烈,直到度过了1968年春季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才稍有平静。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批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中学红卫兵,年纪大的已二十一、二,最小的也有十六、七岁了,大家还被家中供养保持和享受着当年红卫兵的不可一世,大家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主人国家和社会舍我其谁。但这个美梦总得会被打破,先是1968年7月由领袖派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迈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步伐进驻到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红卫兵们退下了不可一世的神光,回到教室里边开始复课闹革命,当然那个时候先生们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批判了,无人上课就是来上了也肯定不知道该讲些啥,于是大家聚在一起也就是唱唱革命歌曲跳跳忠字舞。
这批总数约有1000多万的“老三届”中学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总得有个归宿呵,当然都是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在当时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背景下,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国家和社会是没有条件更没有能力解决这1000多万中学生的就业的。好在中学生们从小就是听领袖的话的,领袖在1968年底发出了号召,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说当年的中学生们仍然是意气风发的上山下乡的,一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农村,更不了解要向他们提供教育的贫下中农也就是农民的情况,他们还认识和体会不到在农村自食其力的困难和艰辛。二是他们还带着红卫兵天之骄子的余威,他们还相信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不是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不无穷的嘛。当然到了农村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本来面目后,大家才如梦初醒返城之心油然而生,长达六七年的源源不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到国家走上了改革之路后才得以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无数返城的故事。
我在前边的回忆中很详细的忆及了我从1969初到1971年初很辗转复杂的下乡历程,呆得最长的地方是蒲江县大唐公社,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的知青,也是在那里结识了我进入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位贵人。说到这个贵人,有一桩事情还是想比较详细的记叙一下,就是我在大唐公社当知青时,与同一大队邻生产队的其他知青朋友发生的一桩“打狗”事件,这个事情我在前面的回忆中曾经说到过,但过程不是十分的详细,这件事情的发生和最后的处理过程特别是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我个人自己的思想活动,对事件本身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与我个人多方面性格习俗紧密相关,特别是个人的担当和胆识。
这件事情的中心是我们两个生产队的四个知识青年打杀了一条农民的狗并把它作为美味佳肴烹饪来享用了,这在当地习俗上引起了一场渲然大波。这条狗是我毗邻生产队一家贫下中农社员的,打狗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杨性的知青小兄弟,当年他的年龄最多有十六七岁,这位小兄弟的姐姐是我们成都七中的一位校友,临下乡时她多次叮咛和嘱托让我照顾一下他的兄弟,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说这位小兄弟的情商还是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比如说他要打的这只狗和这只狗的主人,其实平时和他处得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是有相当感情,但不知何故他出于什么因缘突发奇想要打杀这只狗让大家享用一下美味佳肴。
他准备要打这只狗时确实来跟我们几位知青说了一下,我当时听到了不是很在意,以我的习惯思维以为这位小兄弟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但似乎与这位小兄弟同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位知青同学比较支持和鼓励,我自己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态度但有不置可否的味道。我当时不很在意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小兄弟不会真的去打这条狗,因为他与狗以及狗的主人处得还是有相当感情的,再就是以他一己之力去打一条成年的壮狗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所以我对他的说法不置可否很不在意,没有明确的去阻止他做这件不该做的事。使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居然在说了这个打狗计划的一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来到我的住处,背着一只背篼,与他同行的有他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队友,但一见面我在那位知青队友的表述中知道了狗是这位小兄弟打的,他们已经通知了与我同生产队的另一位知青队友来分享狗肉的美味。
我这时知道这位小兄弟闯祸了,但事已既此没有办法挽回。这里要说到一下我和我的同生产队知青队友的住宿情况,我们刚到生产队时是住在一起的,生产队把我们安置在一处公房之中,大概是在大春作物也就是水稻收割了之后,公房需要做其他用处,我和我的知青队友便分别住到了两个农户家中,我选择的这家在当还是有点阴差阳错,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一位中农,当然也因此家境较好独立的宅院比较大,我也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敞的房间中,这也许是这位小兄弟最后选择要到我这里来烹饪那只狗的原因。我们知青四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愉悦的在炖狗肉,但除了那位小兄弟之外其他三人肯定都各有心事,因为另外两位同学也是高六七级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比较成熟,肯定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和严重性。特别是我是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因为我心知肚明知道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想到这位小兄弟姐姐对我的嘱托,我十分懊悔没有听到他有打狗的准备时坚决的去阻止他,但狗已经打杀了并在烹饪了,现在需要我尽快的作出决定如何把打狗事件的麻烦尽量减轻。
我这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大事化小,这个事情是个麻烦事是必然和肯定的了,最终它一定会扯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当然从道理上讲应该是让这位小兄弟承担犯了一个错误的责任,当然肯定会有由此引起的赔偿。我接着想到的也许得由我来承担这次打狗事件的主要责任了,这除了考虑到这位小兄弟弟姐姐对我的嘱托外,更多的我是想到也许我来揽过和承担主要责任,把事件争取尽量的大事化小得到尽量好的处理结果的可能性要比由哪位小兄弟去承担大得多,因为在上上下下的众人眼中,那位小兄弟就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混人”,而我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得到上上下下各方面认同的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特别是我和公社的党委郑书记有着比较密切和良好的关系。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如何让众人相信是我主谋打杀了这只狗?这其实是是一个比较复杂并且并不简单的问题,因为在众人的心目中我这个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做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妥当和恰如其份的说法,而当时立刻想到的是现在狗肉正在我的房间中进行烹饪。
还没有把一切考虑的很清楚,该来的事情就来了,当有了狗肉飘香的味道时,狗的主人寻来了,他们敲开了我的家门,来了一个捉贼捉赃,现场把我们挡获指证我们打杀了他们的狗,并且把打狗事件上升到打了贫下中农的狗的阶级路线的高度。突发的情急使我的思路一下子开了窍,我立刻故作惊讶的说是你们家的狗啊,我们以为是一只野狗,今天天气有点冷,就把他打了想饱一下口福驱一下寒,并且立即表示对不起,我们一定按市价赔偿。因为那位小兄弟也在场,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这户贫下中农的认同,他们认定是那位小兄弟带头打了他们的狗,不依不饶的通过生产大队把问题汇报到了公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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