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奕：何香侬老师（Sharon Hare）

成都科大78级英语快班

何香侬老师是1979年春来到成都科技大学的，她来的主要目的是培训科大的英语老师，同时也和陈佩冬老师一起给我们78级英语快班上课。每周两个晚上，使用英文原本的《基础科学英语》（Basic Scientific English）。到了三年级，英语提高成为了选修课，快班就只有十几个同学了。教学形式以讨论班（seminar）为主，直到1982年春她离开中国。所以我们相处了三年。

她来到成都之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取得了硕士（Master of Fine Arts）学位，回美国以后读完了博士学位，她长期住在洛杉矶。

她是第一位来到成都科大的外籍教师，那时全成都市的外籍教师不到十人，川大有四、五人，科大就她一人。

在讨论班阶段，教学形式非常灵活，每次选定一个话题，大家自己去收集材料，准备自己的看法拿到课堂上去讨论。有时候就在她的住处讨论。

她对于提高我们的英语能力非常在意，每次有其他外籍人士到科大来，她总想办法安排我们和那些外宾见面交谈。上课的方式也很注重实用，不像当时国内的英语教学那么注重语法。

我记得三年级结束时的考试方式是每个同学仿照论文的格式写一篇描述自己专业的短文，拿到课堂上去讲，然后她和其他同学提问，讲解人做解答。她教我们论文的格式，什么是摘要（Abstract）、怎么展开、怎么列参考文献（Bibilogrphy）。她仔细看了我写的介绍应用数学的短文，认真做了修改，追究我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告诉我一定要把引用的别人的话和自己的看法明确区分开，对我帮助特别大，那时我才知道论文应该按照什么格式来写。

她和我们相处完全没有师生的界线。我和她一起去逛过一次春熙路。有一次晚饭后我们三位同学（我记得其中有汪天放）和她一起去望江公园坐到深夜。还有一次同学们在她那里“打平伙”，一起去科大和川大之间的自由市场买菜，回来大家一起动手做菜。她还教过我们跳舞。

同样有一件事，我印象颇深。有一次她拿出很多种酒让我们品尝。我试了几种，就说这种酒好，那种酒不好。她当时就说：这样说不准确，应该说这种酒对你的口味，那种酒不对你的口味。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个人观点的局限性。从此以后我就注意到自己对一些事物的评判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她初到中国的时候对我们的一切都表示赞赏，口口声声都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中国好，美国不好。当她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再问她，她说：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好的，但是实践起来有很多问题。以后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前苏联移民都这么说。

这是1980年底的一次英语晚会，晚会是何香侬老师（前排右一）和三名英国来的教师，其中有Lynette Barwood（前排右三）、Barry MacMamonn（前排右四）共同策划，包括了英语系的老师、教师出国预备班的成员。
我们英语快班也有同学韩维建（后排左一）、杜耘（后排右二）参与。我们数学班的同学钟钊（后排左二）、曾朗彻（前排右二）和我（后排左三）也出了一个节目。那是一个百科知识竞赛的抢答节目，我们三人组成一队，对手是三位老师组成：物理系的郑希特老师、电机系的由克伟老师，还有英语系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吴老师。
主持人是一位英国教师（不在照片中），由他出题，我们两队轮流回答。他主持得十分风趣，使现场非常活跃。

1986年我到美国波士顿，和在洛杉矶的她通了电话。她理解留学生初次出国都会有孤独感，她说如果我需要帮助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而且她理解留学生刚到美国经济拮据，她说我可以打0开头的collect，由她付费。后来她给我寄来下面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