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是反“四旧”运动：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旧思想旧文化，还比较容易分辨。旧风俗和旧习惯—范围有点无边无际了吧？要知道，我们有着5000年的历史–风俗和习惯，积累了多少呀，说无孔不入，不为过吧？
邻居是红卫兵，上京被毛主席接见回来，送给我一份来自首都“四旧”文化艺术中心—-琉璃厂荣宝斋的出品：毛主席诗词书签，全部是篆体，没有一个简体字。
于是，我证实了自己的感觉：毛主席戴上的“红卫兵”袖章—那个“卫”字，是毛主席书法中的繁体字，由此可见，繁体字虽然属“四旧”，可是，用在革命的正途上，还不至于非破不可。
红卫兵，轮不到我，学校又不上课，在家里，除了偷偷的臨写“九成宫醴泉铭”（唐代碑刻。魏徵撰文，欧阳询正书。）我试将荣宝斋书签的篆书重新组织，编写成毛主席语录，配上他老人家戴军帽的木刻版头像，用图钉，按在我小书桌前的板墙上。
同学来玩，问我谁写的，说了实话，他不信。倒不是说我写得好，而是他不信繁体字篆书的毛主席语录我居然都能看懂。
没关系，我的邻居堂T兄 ,不但信 ，还备加鼓励和欣赏 。他长我两岁，他父亲是资本家，我父亲在海外，我俩同时被革命抛弃在外，有点臭气相投，无话不说，分享苦乐。
某日，T兄问我，招牌大字，写不写？
此时，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掀起“红海洋”运动：唯红色，为革命的象征 ，唯红色，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标记。于是，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商店门面和招牌，都改成红漆底色、白色或黄色字体。站在街头看去，层层叠叠红艳艳，一片接一片，好不刺激 ，好不疲劳 ，好不郁闷。。。不知道后来上海流行的“红眼病”，是否和“红海洋”有关？
T兄家贴隔壁，是我们街坊多年经营的文具杂货店，店号叫“顺昌裕”，多么有民间色彩的好名字！然而，此时此刻，天天喊“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怎么会允许“顺”的字号存在呢！
—-四旧！勒令两星期改过来！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好好！改过来改过来！不过—改成。。。？
—-改成“红武卫”！
—-好好！改成“红武卫”—阿是红卫兵的红、武装的武、红卫兵的卫？
—-没错！
什么字体？什么颜色？怎么布局？
红卫兵和老店主，都没有讨论，也没有决定。于是，这个问题交了给我。
这家文具杂货店，是我们小区唯一像样的文具店，我对它还有特殊的感情，小時候，右面小玻璃橱窗里陈列的12色彩色铅笔，不知吸引了我多少日子，看了又看，望了又望。直到有一天，我顶着风雨，幫母親幹零活，她奖励我的零用钱一到手，於是，又顶着风雨，将12色彩色铅笔买了回来！（20年后，我在香港大会堂首次个人画展，基本全是彩色铅笔画的–那是后话，不表。）
我去正式考察了不知到过多少次的文具店的门面：一米多高、四米宽的柜台，站上去，加个凳子，就能举手写头顶上向前倾斜的一米多高、约四米宽的大招牌 。
我请店主买了大罐的白漆，中罐的黄漆、小罐的红漆。。。。老店主问：哪能红漆买嘎少？—-我说：够了。 —–听小江的 ！听小江的 ！—-T兄 经纪人的派头摆出来，老店主不再出声。可能，他将“小江” —听成了“小将”了？—红卫兵小将—-谁敢反对？哼哼！
我先将白漆倒了一大碗出来；然后，将黄漆慢慢渗进白漆，搅拌着，于是，淡雅的米黄色，调和而成。老店主请店员小张用这桶米黄色的油漆，用大刷子，将旧招牌“顺昌裕”三个字和底 色全部盖了两遍—四旧，被刷得无影无踪。
等底色干透之后，我拿着小罐的红漆，爬上柜台，站椅子上，用一枝大号的油刷，没起草，徒手写上刚学的繁体篆字“红武卫”，且按照传统“旧习惯”，由右至左，每个字大约不足一米见方，我故作镇定，三个大字，三上三下，三气呵成—说真的，脚有点抖，手也有点抖。
然后，等红字干了，再用细笔点白漆，在红字的周围勾出白线，于是，全部工作完成。
整条“红海洋”的街上，只有这家店的招牌不用红色作底色，自然成了这条小街的亮点。
红卫兵来检查，对我的“四旧”字体，没有一点意见，只顾着说：蛮好！蛮好！
我自己看看，还算满意，不过，很不专业，没有落款，招牌处男作，总是有点遗憾的吧？
那年，T兄十八；我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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