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因素 (14)

蒙古征服南宋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蒙元奠定了中国目前的政治版图和国家疆域。明朝虽然号称继承元朝，但疆域已经大大缩小，等到清朝时，疆域再度扩张，主要靠的是满蒙联姻制度实行的类似于结盟性质的统一；其次，元朝时期开创的行省政治制度，一直流传至今；最主要的是，蒙元时期中国科技有了一个大的发展，诞生了以郭守敬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与欧洲神学统治下遏制科学研究的氛围不同，元代对科学研究有着十分宽松的政策和开明态度，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有了一个飞跃式发展。根据考古学的证据，阿拉伯数字是在元朝时引进中国的，由于蒙古与阿拉伯地区的密切联系，元朝初期有大批阿拉伯数学家来到中国，并将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从而引发了中国一次数学上的飞跃。天文学和数学在元朝时期都领先于世界，由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与实际的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差26秒。蒙古利用自己控制地域宽广的优势，在统治区内设立很多天文台，这为天文观测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另外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是一个类似于北魏的孝文帝和满清的皇太极那种自觉汉化的蒙古人。在他的统治下，虽然对儒士不甚待见，但对农民是友善的，所征的税也是很低的。这促进了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加之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安全和通畅，使中国继宋朝之后继续承担着世界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出口国的地位。

因为中国历来是货币短缺的国家，尤其是白银产量稀少。在宋朝时期，国内所产的白银数量更是有限。由于商业革命的发展，宋朝不得不发行纸币—交子以应付通货紧缩的局面。南宋时期宋币是当时周边地区的硬通货，因此导致国内货币，尤其是铜钱大量外流，逼迫宋朝不得不严控铜钱出口。在南海发现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上就发现载有大量瓷器和铜钱，说明那时出口铜钱是有利可图的贸易。蒙古帝国在蒙哥时期因为畅通了东西贸易的陆上通道，贸易量大增，更导致了货币不足的状况。所以在蒙哥时期，蒙古也开始发行纸币。据说这种纸币是用蚕丝和纸混合制作的，这大概是历史上流通地域最广的纸币。1253年蒙哥还设立了专门的货币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纸币的发行是因为货币短缺造成的，那时欧洲还没有发现新大陆，美洲白银还没有开发。突然增加的贸易量，使得货币短缺状况更为加剧。

而到了忽必烈时期，蒙古国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更为开放和发达。虽然那时蒙古的四大汗国事实上已经独立，但他们因在大元有封地而与大元始终保持非常密切的商贸关系和文化交流。大量的阿拉伯工匠和科学家，以及欧洲的矿工和学者都作为战利品被交流到大元地界。四个汗国需要的汉人工匠和学者也被输送到中西亚地区。这无疑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和商业交流。

因为蒙古人的文化开放性，导致各个汗王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忽必烈则是一个身受汉文化影响的蒙古汗王。忽必烈身边的重臣姚枢，就是一个儒家学者。忽必烈对姚枢也是言听计从。攻打大理国时，大理国的宰相杀了蒙古劝降使者，按蒙古惯例这是要屠城的重罪，可在姚枢劝说下，忽必烈只处死了那个宰相，放过了全体大理国人。

忽必烈也是一个文武兼备的领袖，对文化上的事也十分上心。忽必烈曾举行过一次纯粹的思想辩论会。他召集300位佛教徒，200位道士和200位儒士与朝廷官员进行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所谓的化胡论，裁判就是忽必烈本人。可见忽必烈也是一个对学问很感兴趣且有一定造诣的人，并非那种只知道暴力杀伐的军阀。道教徒的论点是，老子西出潼关是去了西域，后来变化为佛祖，开始传播佛教。道教依据的是《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两本道家经书。道教的对手，来自吐蕃的八思巴则认为这两本经书是后世的伪造品，并非老子遗作。忽必烈虽然赞同八思巴的观点，但他很讲理，并不立即宣布佛教徒胜，而是给道教徒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让他们表演他们声称的绝迹神通。结果这些道教徒演砸了，没一个人完成所谓的绝迹神通。于是忽必烈裁决反方胜，即所谓的化胡书籍是伪作。之后，忽必烈命令焚毁了所有的《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

忽必烈虽然尊重农耕文化，但也给中国带来很多新气象和新的制度。首先，忽必烈引进了蒙古式的民主制度—忽里台政务会，变过去宋朝的一把手独裁为集体领导。这种制度虽然影响行政效率，但却给中国政治带来新气象和活力。

元朝的刑罚制度也是历朝历代最为宽宏的，忽必烈统治时期每年判死刑的人数仅为一百多人，这与历朝历代相比都是非常宽松的刑罚。而且，蒙古人不愿当众处死罪犯，不愿意把一个残酷的事变成一个热闹。这似乎与他们的铁血冷酷形象有些格格不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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