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再问意识：现象学的回归 — 科学是否把经验遗忘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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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科学的核心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悖论：意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现象中最直接的一个，但现代科学关于意识获得的几乎所有知识，却都是间接的。我们测量大脑的电活动、不同皮层区域的血流、神经网络之间的连接、行为反应、反应时间、语言报告、眼球运动、记忆和注意，也研究脑损伤、睡眠和麻醉怎样改变意识。这些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心智的理解，可是所有这些测量都不是意识本身。红色的“红”不会出现在功能磁共振图像里，悲伤无法在两个电极之间被找到，再精密的显微镜也看不见疼痛究竟是什么感觉。科学正在用越来越精确的测量包围经验，而经验本身仍然只能由正在经历它的那个存在直接拥有。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排除不仅被认为不可避免，甚至被认为正是科学取得成功的原因。现代科学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学会了不轻易相信世界看起来的样子。太阳看起来每天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但天文学告诉我们，这种表象并不是宇宙运动的真实结构；桌子摸起来坚硬而连续，物理学却告诉我们，它的微观结构远非感官所呈现的那样；颜色仿佛属于物体本身，但物理学完全可以用电磁波长描述光，而不需要提到红色或者蓝色的感觉；热曾经似乎是一种最直接的感官性质，后来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却把它重新描述成大量粒子的运动。科学一次又一次通过离开“世界对人看起来怎样”，转向“不依赖某个具体观察者的可测量结构”，获得了惊人的解释力量。

问题在于，当研究对象变成意识本身，这套极其成功的方法突然遇到了一种特殊困难。对于太阳、桌子或者温度，我们可以说表象并不等于事物本身，因此应该穿过表象寻找背后的物理结构；但研究意识时，“某种东西如何显现”已经不再只是需要排除的误差，因为这种显现本身就是我们试图解释的现象。如果我们研究视觉，可以区分光的物理性质与光在人眼中呈现的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意识，那么“某种东西呈现为什么样子”本身就已经进入了研究对象。把它完全排除之后，我们也许获得了一个非常客观的理论，却有可能把原来准备解释的东西一起排除了。

一个多世纪以前，埃德蒙·胡塞尔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胡塞尔并不反对科学，他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并且终生关心知识的基础。他真正担忧的是另一种倾向：科学描述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我们开始不知不觉地认为，科学所描述的世界比实际生活中的世界更加“真实”。然而，在任何方程、神经元、粒子、测量和理论出现之前，已经有一个世界向某个存在显现：一个房间从某个位置被看见，一段旋律在时间中展开，自己的身体具有重量和姿势，另一个人的面孔带着某种表情，一段记忆突然返回，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带来希望或者焦虑。科学最终可以对所有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可是科学本身最初也是从这个经验世界中产生的。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看见仪器、理解数字、记住实验并判断结果的人，然后才可能建立一套把第一人称观察者排除出去的客观知识。

胡塞尔因此提出“回到事情本身”。这句话并不是要求哲学放弃科学、回到朴素常识，而是要求我们在急于解释经验之前，先仔细描述经验究竟具有怎样的结构。当我看见桌上的一只杯子时，我实际上从来没有同时看见整个杯子，只看见它从某一个角度呈现的一面；可是我并不把眼前的视觉片段体验成一个平面图案，而是自然地把它体验为一个完整物体，那些暂时看不见的侧面也以某种方式隐含其中。当我听一段旋律时，我也不会把它体验成一个个彼此孤立、出现以后立即消失的音符。正在响起的这个音符仍然带着刚刚过去的声音，同时又指向尚未出现的下一个音符。没有这种过去的保留和未来的期待，旋律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旋律。意识因此不是一连串互不相干的瞬间，而从一开始就具有连续性、方向、期待、背景和视角。

这种“指向某物”的性质后来成为现象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胡塞尔认为，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我们看见一棵树，记得童年的房间，害怕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想象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或者思考一个数学定理。即使对象只是想象出来的，意识仍然具有某种方向。哲学家把这种性质称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里的“意向”并不是日常语言中“我打算做某事”的意思，而是说心智状态总是以某种方式指向对象、事件、可能性和意义。

从现代神经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很容易立即把这一切翻译成“表征”。大脑建立内部模型，这些模型代表外部对象，于是意识的指向性似乎已经得到解释。也许未来确实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得很远，但现象学提醒我们不要过早宣布问题已经结束。从外部描述的神经表征，与从内部遭遇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并不显然是同一件事情。计算机可以拥有关于暴风雨的详细表征，却不会因此害怕淋雨；导航系统可以准确表示悬崖的位置，却不会体验危险；语言模型可以极其细致地讨论死亡，却不能仅仅因为能够表征死亡，就被认为拥有一个终将死亡的生命面对死亡时的存在意义。表征也许是意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但表征的存在本身还不是意义。

胡塞尔之后，现象学继续发展，而莫里斯·梅洛-庞蒂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向身体。如果胡塞尔强调意识必须作为“被生活着的经验”来研究，那么梅洛-庞蒂则进一步指出，这种被生活着的经验从来没有脱离身体。我们不是一些漂浮在头脑里的纯粹心灵，通过身体这个生物仪器接收外界数据。我们总是通过一个能够移动、伸手、触摸、疲劳、受伤、形成习惯并且占据空间中特定位置的身体遭遇世界。

这一点之所以容易被低估，恰恰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身体经常从意识中心消失。当我们伸手拿杯子时，并不会计算手、肘、肩膀、杯子和桌子的坐标；身体已经知道如何处在这个空间中。熟练的钢琴家不会在演奏时逐一计算每根手指的运动轨迹；一个人穿过熟悉的门口，也不会先解决一个几何问题再决定肩膀怎样转动。我们称为“知觉”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与身体能够怎样行动纠缠在一起。

于是，梅洛-庞蒂提供了一幅与“头骨里面的大脑接收信息，然后在内部制造一部世界电影”非常不同的图景。身体不仅是心灵拥有的一个物体，它还是世界能够向一个主体显现的立足点。我通常不会把自己的手单纯体验成与桌子和杯子一样的外部物体，因为手同时也是我触摸桌子和拿起杯子的方式。身体使世界首先获得远近、上下、可达与不可达的结构，然后抽象思考才在这个世界中发生。

一段楼梯从物理学角度可以用高度、宽度、材料、质量和几何结构完整描述，但是对于一个刚会爬行的婴儿、一个健康成年人、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一个拖着沉重行李的人来说，同一段楼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经验世界。它可能邀请行动，也可能阻碍行动；可能只是通道，也可能成为危险。它的意义部分来自环境结构与身体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经验并不首先是一幅完全中性的客观世界图像，然后才在上面添加情绪和意义。对于一个有身体的生命来说，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行动可能性有关的世界。

后来出现的生态心理学、具身认知、行动化理论、内感受神经科学以及预测加工理论，虽然使用与梅洛-庞蒂完全不同的科学语言，却不断重新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把大脑、身体、行动和环境完全拆开，然后假定意识只发生在其中一个部分——通常是头骨内部？现象学的价值在这里开始显现出来，因为它提醒我们，当意识被简单理解为“进入大脑的信息”时，有些最基本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我们并不只是计算物体的空间坐标，而是体验它够得到还是够不到；我们不只是识别人脸的几何结构，而是立即感到另一个人友好、敌对、熟悉、心不在焉或者害怕；我们也不只是接收来自内脏的生理信号，饥饿、呼吸困难、恶心、疲劳、平静和恐慌都会改变整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方式。夜晚一条令人害怕的小巷，并不是“同一幅视觉图像再加一个叫恐惧的变量”。恐惧会重新组织注意、距离、可能性、时间感和意义，世界本身仿佛因此变了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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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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