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道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他于1998年从弗吉尼亚大学退休，在我读博士的母校斯坦福大学接受了5年期的职务。在1995年7月31日版的《新共和》周刊中，罗蒂教授指出，哲学家们“试图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优于纳粹党人，现代医学胜过巫术，伽利略好过西班牙宗教法庭，尽管没有一个中立的、跨文化的、非历史性的标准来确定这样的优劣。”
另一个有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是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他在杜克大学任教授多年。2001年10月15日，费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回应了一些人的担忧，这些人认为世贸中心一个月前遭到袭击被毁的事件，也许会对后现代主义造成打击。对此，费希称之为无稽之谈。他反对使用“恐怖分子”一词来描述那些发动“911袭击”的人。费希不理会一些共识性的说法，例如“我们已经见到了魔鬼的嘴脸”，反而认为这是“既不准确又无帮助的……错误观念”。根据费希的说法，善恶都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它们之所以被发明出来，只是为了残酷打压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
要是放在20年前，大部分的科学家都会对上述的辩论不屑一顾，并会反问“这种事情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吗？”。就在这个主题的讲座上，我用到了量子力学最为明显的实验现象——分子光谱来进行解释。我首先展示了一幅已有六十年历史但图像依然清晰的溴化氢分子最低层振动跃迁的光谱。我指出，在现代高分辨率的光谱仪下进行观察时，这个旧的图谱里面30个波峰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分成许多不可思议的排列有序的波峰。然后，我展示了在目前可能达到的最高分辨率下得到的一个更漂亮的碳原子簇光谱。这两张光谱堪称宇宙设计论的明证，立时就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许多科学观测结果一样，两种光谱都似乎在指向某种客观真理，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语境。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已经在用自然科学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后现代主义信条。只是这些举动大部分比较隐秘，并未引起执业科学家们的注意。然而，在1996年发生了一件事，终于将后现代主义的面目揭示出来，以至引起了科学家们的警觉。此事源于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越界：对量子引力的一个变革性诠释”。索卡尔的论文经过杂志编辑仔细地审查后发表在当时倍受推崇的美国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上。对于该期刊来说，不幸的是，索卡尔的论文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他们立即发现这篇论文是一篇幽默的反讽文。更厉害的是，在1998年索卡尔和让·布里蒙特（Jean Bricmont）又出版了一本书《时髦的废话：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圣马丁出版社）。正如书名所示，索卡尔和布里蒙特的书是对后现代主义公开的抨击。索卡尔最近关于这个话题的著作则取名为《超越骗局》（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99年6月，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科技期刊之一的《科学》上对索卡尔在《社会文本》上发表的论文做出了简评。米勒说，“1996年，艾伦·索卡尔在某个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恶搞文章，激怒了文化理论家们。此文嘲笑近些年来法国某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用自己并不了解的，当然也是令人费解的篇幅美化他们的文章，对科学术语故弄玄虚，这些术语主要从理论物理（量子理论、混沌理论）和理论数学（拓扑学、数理逻辑学）中借用而来。”
康奈尔大学物理学教授大卫·梅旻（David Mermin）在1999年4月版的《今日物理》中发表了一篇相关的评论。梅旻用与大卫·米勒相似的方式开篇：“这些文章（由后现代主义人文学者所编写）使用了许多科学术语，但是对于熟知这些术语在原本背景中该如何使用的人来说，这些文章的确像是不可救药的废话。这些摘录对术语的使用不仅毫无章法，而且很明显的是，如果所用到的术语仍然代表其原本含义的话，就说明这些摘录的作者完全没有理解术语的本义。”然而，梅旻之后却笔锋急转，还指责艾伦·索卡尔对后现代主义者过于严厉，没有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与之交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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