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基督信仰:相悖还是相容?— 第二章(18)

结束语

本书中提到的具有基督信仰的科学家只是一小部分。随着本书的面世,笔者定能通过各地读者的反馈,得知更多优秀的基督徒科学家的事例。当然,我很乐意在书中加入新的信息。还请大家务必通过明信片和信件与我联系。不过,在此处,我想再举出几位上文中未提到的科学家。在众多化学家中,安德鲁·博卡尔斯(Andrew Bocarsly)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和詹姆斯·图尔(James Tour)教授(莱斯大学)所作的见证与众不同,深深触动我心。安德鲁和詹姆斯均出生于犹太家庭,并在大学时期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安德鲁是无机光化学家,而詹姆斯原先是一位有机合成化学家,后来成为了材料科学家。就凭他在富勒烯、巴基管以及更为宽泛的纳米化学领域的研究,詹姆斯绝对有资格在十年之后的某个十二月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最后,我还应该提到其他一些出色的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基督徒,他们的名字实在很多,因为名单太长,在这里我只限于介绍来自两所英国著名高校的教授。他们是:来自牛津大学的统计力学家阿尔德·路易斯(Ard Louis)、激光物理学家保罗·尤尔特(Paul Ewart)、纳米材料学家安德鲁·布里格斯(Andrew Briggs)和数学家约翰·伦诺克斯(John Lennox),以及来自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丹尼斯·亚历山大(Denis Alexander)、古生物学家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理论物理学家约翰·巴罗(John Barrow)和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等。

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物理和化学领域,这显然是因为我就是从事化学物理学研究的,此乃我的职业生涯。就我所知,在生物学界也存在同样的事例。例如,我在伯克利大学任教期间,生物化学教授大卫·科尔(David Cole)就一直是基督徒教员团体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我们这一代基督徒里,还有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他是当代最杰出的生物学家之一。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授时,柯林斯发现了导致囊状纤维化症的基因。在1993~2008年期间,弗朗西斯·柯林斯一直担任着人类基因组项目的主管,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柯林斯目前从事的工作要求更高,他现在担任着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

在1999年的《科学与基督信仰》(Vol.11,No.2)期刊上,柯林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基因组项目:无神论简化主义的工具还是基督教拯救使命的体现?”的论文。柯林斯是这样介绍该论文的:

“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我并未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我的原生家庭并不重视信仰,他们虽然送我送教堂学习音乐,但却教我不要沾染神学。我很听他们的话,所以后来我虽然上了大学,但对于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却完全是稀里糊涂。如果说一开始时我还有一点点弱不禁风的信仰的话,这点信仰也很快就被我大一的室友们提出的尖锐问题消灭殆尽了。我的那些室友们,就像处于该年龄阶段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以破除一切迷信的余孽为乐,他们认为信仰也算是迷信的一种。就这样,我也变成了一个超级令人讨厌的无神论者,谁都不会愿意同我这样的人一块吃午餐。我也跟室友们一样,认为科学可以洞穿一切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它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使命就是指出这一点,……。幸好还有一些人很耐心地引导我,他们以忍耐的心宽容了我提出的许多傲慢无礼的问题,在他们的引导之下,我先是阅读C. S. 路易斯的著作,后来又读圣经,并逐渐明白了以前完全不懂的诸多概念,20年前,我接受了基督为我生命的主。”

我希望本章能增进大家对科学史的了解。其中所列的许多伟大科学家的名字,对于那些修过大一化学或物理课的人来说,肯定是耳熟能详。事实上,我之所以用这篇概述作为本系列讲座的开头,就是为了向大家稍微展示一下科学家们的心灵生活,对于我的伯克利大一化学课学生来说,这些科学家想必一点也不陌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乏身为基督徒的杰出科学家,这是一种荣耀的传统。想到自己也能成为这种传统中的一员,我便满心喜乐。我想,也许我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从此大家可以相信,同时既是科学家又是基督徒并不是什么难事。最后,让我来效法一下牛津大学教授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ulson),就像他在科学与基督信仰公开讲座上所做的一样,我也要鼓励你们去思想诗篇第34篇的忠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涤言 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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