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Schaefer 著，涤言 惟明 等译
论战的下一位辩手是大卫·伯林斯基（David Berlinski），著名数学家及通俗作家（著有《微积分之旅》一书）。1996年6月他在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期刊《评论》上发表了题名“否定达尔文”的综述。此文足够犀利，以至于正反双方就此文发往编辑部的讨论信件，就占据了该杂志1996年9月刊的大部分版面。伯林斯基博士自称是一个持不可知论的犹太人，他将自己的宇宙观与《圣经》直译主义之间撇得很开。继伯林斯基之后，麦可·贝希（Michael Behe）出版了《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麦可·贝希是理海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也是位罗马天主教徒。紧随其后的是威廉·邓勃斯基（William Dembski），他拥有数学与哲学两个博士学位，著有《设计之推论》，由知名学术出版商之一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邓勃斯基曾有一段时期信仰东正教，几乎算不上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在流行的反进化论的读物中最近的一本是《进化论的圣像》，由伯克利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乔纳森·威尔斯（Jonathan Wells）所写，而威尔斯是已故宗教骗子文鲜明（Sun Myung Moon）的追随者。
那么，菲利浦·约翰逊以及上述这些作者（还有其他一些正在撰写学术著作的科学家）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首先，这些学者并不是《圣经》直译主义者。其次，他们也并不想在地球年龄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因此，这场论战从性质上已经与1991年之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也许有人认为，如此一来，之前因生命起源争端而起的种种旧怨是否便可大为淡化了呢？情况未必如此。尽管有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这样的人早先曾反对过可怕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年轻地球论，但随着这些人淡出公众视线，道金斯等人的怨怼，如果有的话，似乎还更强烈了。也许，地球的年龄并不像所宣扬的那样是个多大的问题。
在本章引言结束前，我得交待几句我自己的家庭文化传统。很幸运，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那时，我们全家都相信进化论。1960年的一个夜晚，我看完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的经典电影《风的传人》回来后，我对进化论更是确信无疑。那是一部风格夸张的讽刺式电影，讲的是1925年田纳西戴顿镇发生的斯科普斯进化论庭审案。后来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在1997年出版的《诸神之夏》一书中对该段历史进行了真实还原，该书还曾获得过普利策奖。记得我当时在排队买电影票，突然惊异地发现有人在剧院外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中还挥舞着“与无神的进化论战斗到底”之类的标语牌。在1960年的美国中西部，举行抗议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那可是在“伯克利骚乱事件”发生的四年前呢。后来我从剧院回来，刚好我父亲醒了，我就顺口问他怎么看待这件稀罕事儿。父亲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地说：“儿子，那些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竟然连进化论也不信！”瞧瞧，这就是我的家，进化论是我们家的神圣信念。
到1973年，当我接受基督进入我的人生时，我几乎还在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进化而来的。也许正因如此，我一直没有将进化论视为是阻碍人们成为基督徒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些例外情况），而更愿意探讨本书其它章节所谈的问题。在我信主后，至少五年之久，我仍然死抱着标准进化模型不撒手。而至今，我所在的教会有许多教友希望我能给他们解释解释，整套进化论体系究竟符合不符合正统的基督信仰。坦白地讲，我承认在1973年至1978年之间，我对科学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不太感兴趣。我认识主耶稣，是通过一种个人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是我生命的激情之源，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然而最终，我实在不想再老是对询问者说“我还没认真想过这件事儿”，我觉得着手钻研这个问题，总要比继续被视为是一个偏执的科学家要更容易些。由于我的研究包括星际分子，所以我时常会关注生命起源问题。渐渐地，我开始在备受推崇的专业期刊如《科学》、《自然》等杂志上查阅一些涉及进化论的普遍关注的文章。事后看来，基督信仰并没有限制我的眼界，反倒促使我成为一个涉猎更广的科学家，这实在奇妙！不过，好吧，我好像有点跑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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