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我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的职位。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我只是一个年仅二十四岁又没有研究经历的准博士。更重要的是，我极其幸运，因为年轻学者的就业环境很快就变得非常糟糕，想要谋得一个能开展独立科学研究的合适职位是很困难的，连我那些才华横溢的同学都面临挑战。卡伦和我离开斯坦福，北行四十英里，从伯克利穿越海岸山丘，到达了奥林达的田园小镇。卡伦在邻近莫拉加村庄找的工作很棒，是个老师，教一帮十岁大的四年级孩子。我每天驱车八英里去伯克利上班，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周大概勤奋工作八十小时，其余时间就彼此相伴。
住在奥林达的第一周，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圣公会圣司提反堂。刚开始还好，但到第三周就出了状况。那天教会进行了第二次募捐，说是为一名叫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女性提供法律辩护支持。安吉拉·戴维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哲学助理教授，她同时又是美国共产党的高层干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解雇了她，她因此变得众人皆知。这时圣公会就扮演起共产党的拯救者的角色了。这一幕让我回想起李纳德·威特林格牧师为毛泽东辩护的情形，他说毛是个模范基督徒。我反对安吉拉·戴维斯，并非因为自己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别的原因。按校规，任何人受聘于加州大学任何一个分校之前，首先要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宣誓，宣称自己从未且当下也未加入任何主张以暴力形式推翻美国政府及加州政府的组织。安吉拉·戴维斯在宣誓时有意撒了谎，所以我不会支持她。在我那平平庸庸的道德准则里，是不是共产党人另当别论，但撒谎却是糟糕极了。那天我们没有对安吉拉·戴维斯的辩护基金提供任何捐助，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去过该所教会。
到此时卡伦和我已经去过了圣公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鉴于我的德国血统和卡伦的丹麦血统（注：我的德国血统比较弱，早在1836年我的高祖父就从德国移民出来了），我们决定尝试新的教会——路德宗教会。因此我们向东行驶五英里去往邻镇，来到拉斐特镇的吾众救世主信义会。这个教会与众不同。人们很友好，唱起赞美诗来诚心乐意，而不是为了找个机会站起来打发无聊。但第三周又出了状况。艾尔·罗曼雷（Al Rommereim）牧师的讲道谈到了地狱和魔鬼。更糟糕的是，他口中的地狱好像是个真的地方，魔鬼好像一个真人似的。算了吧，先不管这个教会多吸引人，这次讲道已经超出我们的接受范围。那时卡伦和我只认为魔鬼的概念只不过是邪恶的人格化比喻。要说魔鬼是真实存在的实体，那简直就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余孽。因为觉得那种观点和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理念不符，所以我们就没再去吾众救世主信义会了。
可供选择的教会越来越少，仔细思量之后，卡伦和我还是觉得，我们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距离要比与那些相信魔鬼实体存在的人的距离更远一些。于是我们尝试去另一个路德宗教会。这间教会在较大的核桃溪镇，距我家十英里开外。三一路德宗教会同样受人欢迎，教会的保罗·迈耶（Paul Meyer）牧师，在我们聚会的最初几年都没有在讲道中专门讨论地狱和魔鬼。事实上，我们聚会才五周，迈耶博士就问我们是否愿意为教会的高中生们服务。回想起来，这个安排对教会来说可算不上明智之举。因为卡伦和我还不能确认自己在任何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上的信心，迈耶博士却一直蒙在鼓里呢。然而，卡伦和我都很年轻而且精力充沛，并且我们有一个东西对教会非常有用：一辆崭新的1969年产雪佛兰萨博班，车身颜色是消防车的那种红色。这个大家伙在汽车安全带法颁布以前甚至装得下二十个半大的孩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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