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百艺都为革命，偶然也有悦耳动听的乐曲，但是，高音喇叭传来的，浮躁、乏味的多。
吉他，当时的“小资”乐器，玩的人少的出奇。只是在地下小沙龙，关紧了门窗，落下窗帘，冒着被革命群众、造反派抓进“庙”（公安局）里批斗的危险，在小圈子里，偷偷地弹奏、演唱，悄悄地互相欣赏。
当时最常用作表演的乐器是手风琴，价格贵，也没机缘学。学习也要讲好机缘。
一位追我姐姐的前辈，教会了我弹夏威夷吉他的弹奏。没有西班牙吉他那种洒脱和激情，婉转和优雅的特色倒是合乎当时凡事低调的大环境。这位前辈没有追到我姐姐，但是他很有君子风度，依然和我保持师生关系，而且带我去拜见他的老师，一个真正的美国夏威夷人，他叫作“Johnny”.
Johnny 在1949年之前来到上海，喜欢上海的夜生活，留了下来。在夜总会\酒吧弹吉他\画漫画，与报馆签了约，每星期有作品，生活无忧无虑，十足个流浪型艺术家。
刚解放时，上海的马照跑，舞照跳，Johnny 照旧夜夜笙歌，无醉不归。
等他酒后醒来，身无分文，连有效的证件也没有。原来，美国领事馆撤走前不见他来，就将他的有关资料交给了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撤走前不见他来，不了了之。于是，他成了无国籍的流浪艺人。
他在静安寺附近的一间小房，是他的学生们提供的，几乎没有家具，衣物随意放在地铺上，他翻出旧的影集，我看到还没开发旅游前朴实的、有点荒芜的夏威夷，他好多生活照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不过，好像他不热衷于回老家。
我喜欢他不戴指套的原始夏威夷的弹法，音质更柔和，更朴实，更悠远、更夏威夷。
他教我用纸剪成草裙舞的女郎，然后将头和脚贴在透光的白纸上，中间要鼓出来，留点空间，把灯关了，用蜡烛光在白纸的后面，随着草裙舞的音乐舞动，一个夏威夷的草裙舞女郎，就像在篝火的影中，翩翩起舞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有60了吧？个子不高，瘦瘦的，精神还不错，上海话不太会讲，还是夏威夷的英文，我听不懂，是我的前辈做的翻译。据说，他的生活全靠学生以及解放前酒吧夜总会认识的老朋友，已经是第二代了。
Johnny 唯一的财产是一把较大一点的吉他，是一位美国海员付不出酒钱让给他的。可是，某中学的红卫兵说这是“四旧”的崇洋乐器，强行取走了。
某日，他几个学生约好了一起到这所学校去交涉，把我也带上了，我负责拿上他的旧影集。
因为自己有海外关系，一般都躲着红卫兵，怕麻烦，甚至有恐惧。但是，那一次去某校红卫兵总部，却忘记有害怕的感觉了，也许有三五个前辈在为我壮胆吧。
结果，那把吉他，原封不动地取回来了。
上海的乐器市场，在文革中，居然出产了一批吉他，简单的白皮三夹板，聊胜于无吧。试过音色，没买，太干，太单薄—Johnny 那把吉他的音质印象太深了吧？
没学多久，就去插队了。临走，用两个月的生活费（约20元），向一位朋友买了他的出口转内销的优质吉他，叫姐姐车了个布袋，套上，背上火车，带到了农村。
农民的好，是他们不分小资思想和修正主义，他们不理你弹的是夏威夷的“草裙舞”还是红军歌曲“情深意长”。于是，我得到了上海得不到的自由空间。当有人大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时，我只要将六条铉扫几下较大力的节拍，我也就自然提升为“可以教育好的对象”–有所发挥（发泄？）啦。。。
按上级领导指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小分队的知青白天不用出工干农活，某晚，有人提议，为农民演唱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插曲《游击队之歌》，我抱着吉他混在二胡和笛子里乱扫一通凑热闹。农民觉得好奇，问我那乐器叫啥名字，我说是“洋琵琶”。
又及：Johnny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因痢疾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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