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一回北京就和她的好朋友张九九（张延忠）联系上了,张九九是原总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我姐姐同学张泰山的姐姐,两人挺投缘。张九九可是个人物,哈军工的。在学校里上课有时不听讲，还爱和教员顶嘴,有时也不遵守哈军工严格的纪律。毛远新是班长,不知道是不是和她同一班。寒假回北京时跟主席提到了学校里这个表现不好的女生,想不到主席听了张九九的事却说:“我看她比你强,就敢上课不听讲,就敢跟教员顶嘴,就敢不遵守纪律。你就不敢…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毛远新对这种从没听过的,颠复认知的讲话感到很震撼,赶快整理记录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1964年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的春节谈话”,从张九九身上,主席讲了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不满和批评意见,直到后来在“五七指示”中更进一步提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打破“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教育革命的方针。而张久久实际上是中国教育战线第一个“造反派”。
张九九和叶剑英儿子叶选宁是发小.叶选宁从小在北长安街就是她们这群小孩的孩子王。两人还是哈军工的同学。张九九带我姐姐和我认识了叶选宁.那时叶剑英被打倒,已经被疏散到外地。叶选宁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农场,一次往打草机里送料时,因过度疲劳,反应不及时,右臂被卷入,生生被轧成几段,周总理亲自下令抢救,当地医疗部门把断臂帮选宁接上,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以后萎缩得只有半个胳膊长。叶剑英在湖南,心急如焚,却无法到选宁身边.只能写信：“馨儿（叶选宁的小名）手术,爸应去滬参加会诊,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指二月逆流）的老爸爸吧。”出院后回北京休养，没地方住。他的朋友王震的儿子王军,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在北京八中按院胡同隔壁的学院胡同,离我家的孟端胡同骑车只要5分钟.两扇对开的大铁门,上有一个小门。进门是一个大院子,院北是一排北房。整个院子只住了叶选宁和他夫人两个人,在最西边的两个屋子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王震也被疏散到外地去了。每回我们在门口敲门都是叶选宁走过院子来开门。叶选宁以后担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少将军衔。他1971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教学方法推广队队长。估计后来我姐姐能到华罗庚优选法小分队去,也是叶选宁介绍的。叶选宁从小就学写字,外公教他颜体,但选宁自己喜欢柳体.受伤后改为左手写字。虚心学艺,得到启功、黄永玉、王大山等大师鼓励,成就了叶选宁的书法,他的左手行书刚劲潇洒,大器沉稳,力道十足。曾多次在全国各地举办书法展,受到大家的好评.叶选宁非常喜欢曾国藩写给其弟弟，自己的外“天祖”（五世祖）曾国荃的一副对联“千秋邈（遥远）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勉励自己断臂之后仍然要再有作为。叶选宁是曾国荃的外“来孙”。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是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玄孙女,全国妇联副主席。叶选宁1938年出生,11个月大时母亲就将他送回湖南湘乡外公家扶养,从小在长辈的教诲和培养下开始学习书法和传统文化,深受湖湘文化和曾氐家族家风的影响和熏陶。对人谦和有理,平易近人,待人友善,耿直公正,侠肝义胆,有名士气派。叶选宁是老大学生,但是很愿意和我们这些上山下乡插队的中学生来往,感觉不到年龄差别。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文化革命中被送到河北省衡水县疙瘩头村的五七干校.七五年选宁到干校去看母亲,见母亲憔悴不堪,遂以左手写信给主席,请求让母亲去看病。毛当即批示：“似应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在总理的安排下,才回到北京。
叶选宁重情义,在革命后代中年岁较大,很能照顾那些年小的弟弟妹妹们.不常做锦上添花,专做雪中送炭.乐于助人。像陈毅元毅之子陈昊苏,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苏振华上将之子苏承德,陈士榘上将之子陈人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张鼎丞之女张延忠…都尊称他为兄长。他在红二代中威信很高，被称为红二代 们的粘合剂。他因工作性质特殊（搞情报工作）,对外通常以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峰出现。一次江泽民见到他戏称他为“岳老板”,后老板的名字传开。曾有人称他为革命后代中的精神领袖。我和他只是患难之交,一种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觉得他非常可亲,并没有想的那么多。看来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太喜欢精神领袖这种提法，但我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为人。
一次在选宁屋里,桌上放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姐姐认出这是张久久的弟弟张泰山的，就说了出来。叶选宁的夫人在旁边怼了一句：“看家婆”。一句话戳到了我姐姐心中的痛处,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姐姐曾和张泰山交往过己分手。选宁知道我姐姐那时还没走出来,在旁边马上把他的夫人叫到了里屋,竟然把他夫人也说哭了.我很佩服选宁的公正,和我们认识刚一个多月,就能为了外人的这么一点小事,把自己的夫人说哭了,真是很佩服他。
选宁的夫人钱铃戈有一台手风琴。她的父亲钱益民是中央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给我买手风琴,我就常去她那里玩琴。一天我正在拉琴,选宁的妹妹叶向真带着她的小儿子来了,我觉得还不到3岁。听到琴声就跑到我跟前，兴奋的用小手指敲打琴键 。我则配合的拉着风箱。小孩子听到敲出的声音非常开心。我心想这恐怕就是刘诗昆的遗传吧。孔丹、孔拣两兄弟也常去选宁这里。碰到我拉琴,他们就扯着嗓子吼。我就给他们唱歌伴奏。有拉有唱大家都觉得挺好听。我也想唱两嗓子，但是不会边拉边唱。只好做罢。其实在跟我学琴的八中同学里，有一个同学能边拉边唱。我曾听说有一个拉琴的男生,自拉自唱把自己的女朋友唱哭了。我挺羡慕的也想把女孩子唱哭。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老师自己送上门来了。但还没来得及学,他就去山西插队去了。他有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疼痛。他们六七届毕业生没有留北京工厂的名额,全都得去农村插队。他到村里后，第一天老乡领这些知青爬山去看劳动的地块。他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爬不动浑身疼。夜里一个人跑到村外，在一棵大树上上吊自杀了,成为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典型”。前几天还在一起拉琴,转眼间就去世了.心里非常难受。我后来又碰到了一个会又拉又唱的同学,抓住机会向她学习。她说不用学很容易,你张嘴唱就可以了.我试了试,果然只要你敢唱,同时试着拉琴,手就能自然的跟上。因为你虽然没唱谱但是唱的词调子有高有低,带着你的手指上下运动,自然就弹出来和上了。这可是我的有力的武器。在大学追我夫人的时候，我就亮了出来。没想到不但没把她唱哭,还把她唱笑了。她虽然和所有的女生一样多愁善感,看个电影电视也能流眼泪。但她更喜欢笑。我是事与愿违,没把她唱哭反把她唱笑了,白费了力气。但结婚以后她向我坦白,我的歌声在她耳边长时间迴响,很久都挥之不去。女人是最容易被音乐打动的,看来我这招还是挺灵的。
乔梁他们这一批北京特殊政策招的兵,都集中在西郊一个部队大院里,等待分配到具体的部队。后来乔梁和他在集训时结识的好朋友一起分到了坦克二师。乔梁告诉我这个大院里有个战士文艺演出队正在招人。帮我联系去碰碰运气。考上了我也可以从农村出来当兵了。我去到选宁那里,用他家里那台手风琴练习,复习过去练过的手风琴曲。选宁的夫人钱铃戈对我进行了指点。考试那天，我走进了宣传队的大屋子,屋里正有几个女生在考跳舞。见我进来主考军人让拉手风琴伴奏的宣传队队员把手风琴交给我,让我当场给考跳舞的女生伴奏。跳的是芭蕾舞“大红枣儿甜又香”.我也搞不清这是八个样本戏中的“红色娘子军”还是“白毛女”中的插曲,从来没拉过。我在北京中学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为白毛女“北风吹”芭蕾舞蹈拉过手风琴伴奏。只能凭收音机中听到和记住的硬着头皮往下拉,“大红枣”头几句还凑合,往下就不知道怎么拉了。又从来没和跳舞的人合过。这个大红枣可把我噎住了，拉也拉不对,跳也没跳好.主考赶快喊停。干脆让跳舞的女生在一边等着,先考我。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不敢一上来就拉外国的手风琴独奏曲,先拉了一首中国音乐学院刘长安编写的“东方红”手风琴曲。全是用四个手指的和弦,非常雄壮有气魄。主考听完说不错,我刚准备再拉我拿手的外国手风琴独奏曲。考试已经结束，考官说你走吧。败下阵来。我回到叶选宁家里,告诉大家我被大红枣打趴下了.他们都觉得很好笑。去考战士文艺演出队,却不会八个样板戏.确实投错了门。我不知道章百家考总政文工团拉没拉过“大红枣”,我们在一起练琴时候,谁都没拉过这个曲子。我想总政文工团考试时应当比较正规,不会让他直接去给跳舞的伴奏,应当能让他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手风琴技巧。以后在美国一次朋友的家庭聚会上,有一个学过芭蕾舞的女士。大家叫我拉琴让她跳一段.我不知道她练过什么,但我想到了大红枣。一拉她果然随着音乐跳起来,把大家都震住了.看来学芭蕾舞的,都跳过大红枣。当年没考上还是怪我自己。光会“北风那个吹”还是不行的。
周小川也回北京来了,他在兵团业余时间也练了手风琴,走之前就知道我在拉琴.扛了一架手风琴到我家,听我拉。我把我练过的都给他拉了一遍，还把我的手风琴谱都给他让他抄。后来几个兵团和插队的同学一起到萧铁塔家里玩，他把琴也带去了,我给大家表演了一番,什么“牧民歌唱毛主席”、“芬兰波尔卡”、“单簧管波尔卡”等等,其中姚志明编曲的“工人阶级硬骨头”受到了大家的赞赏。以后我在周小川家里也表演了这首曲子。周小川的姐姐周小燕听后赞到：“你已经达到专业的水平了.”可惜考战士演出队时没让我拉这首曲子,主考也没周小燕同样的眼光。周小燕是我姐姐师大女附中高中的同班同学,以后考了北大.后来我母亲同意为我买一架手风琴,趁着周小川到天津出差,我和他一起去买回一台120贝司的鹦鹉牌手风琴。萧铁塔不知为何大发慈悲要请大家去下馆子吃顿饭,我马上说我现在就不吃饭了,好空肚子。把他逗乐了,本来请大家也是为了大家开心。萧铁塔是我哥哥和周小川在兵团结识的好朋友,铁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萧三,老革命,党内的著名诗人。小学和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时都是主席的同学。1918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6年到上海与周恩来、王若飞、赵事炎共同策划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0年在苏联被选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书记处书记,曾加入苏联共产党,任苏联作协党委委员.40年代初在延安为自己的老同学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讲述毛泽东年轻时的事迹,流传极广,解放后在全国发行。著名的“革命烈士诗抄”就是萧三编辑的。文化革命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关进秦城监狱,75年致信毛主席,主席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因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证明,”才获释,79年彻底平凡,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从1970年开始,中国影视文化出现了一个新事物“内部电影”,调足了我们这些冬天在北京的插队中学生的胃口。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影视文化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各个电影厂大批判,打倒那些厂长、导演、编剧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很少出新影片了。市面上进口了一些符合政治潮流的反帝反修的电影,主要是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和朝鲜的电影。因为内容比较单一，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要求。那时对这四个国家的电影的评价是：“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的哭,文化革命中上演的“卖花姑娘”,就是重磅的催泪弹,让人从头哭到尾。而笑当属“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中有一个经典情节。母亲为孩子找对象，拿一张姑娘照片对小伙说，这个姑娘非常能干，一年能掙600个工分。这时电影给照片来了个特写，只见是一个大胖姑娘。电影放到这个镜头，全影院的观众不禁大笑,甚至有笑的流出眼泪。
在这种文化饥渴的形势下,内部电影应运而生.在小范围上映进口的欧美和日本的电影。可以说相当于美国电影的分级制度吧。一般的电影在影院里公映。但是进口的这批所谓内部的电影,只在内部上演,不毒害广大的革命群众。是供政治思想水平高，有批判能力的少部分人批判用。把资产阶级的毒草变成肥料。那时像红塔礼堂等影院都是整天给各个单位演这种内部电影,单位内部发票。像什么“魂断蓝桥”、“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山本56”等等,因为量小控制严格,在北京市真是一票难求.据说还有女孩子为了得到一张内部电影票献身的。我们这些插队的知识青年没有地方搞票,只好采取异方奇计,混入电影院,一饱眼福。
这种内部电影通常每场要演两个电影,中间要出场休息一下。所以门口的收票员只看票不收票。休息完还凭票回場。这样用过的电影票就留在了观众的手里。我们就各处收集这种废票,然后以假充真,去闯电影院。电影院的票都有颜色,但颜色有限,基本上三四天又会使用重复的颜色。这就是我们的窍门。譬如说我们搞到一张粉色票,在电影院门前守着,一看当天的电影票又变成粉票了,就用旧票去混。有一个口口相传的秘诀，混票的时候只找女收票员，不能去闯男收票员。旧票和新票相比，颜色一样、印刷格式一样,甚至开演时间都一样,只有一个日期的数字是不一样的。闯票的时候只把票拿在手里晃一下，不能交到查票人手里。女的软,你已经硬闯过去,手中票颜色样式又都相同,一般都不会再把你叫回来仔细看日期。女柔男刚。但要是男收票员,你就是闯过去了,一般还会把你叫回来仔细看票上的日期。那样不但你没看上，票被收走了,排在你后面等票的人也看不上了。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排队接力,一张票用很久,白票混白票,彩票混彩票,进了影院找一个空位,把那时内部上演的外国电影都看了一遍。
看到我们这些中学生在混内部电影,叶选宁儿并没有说什么。有一天却突然让大家晚饭后上他家去，他要领我们去看内部电影。那天晚上去了大约七八个人,不一会门外来了一辆部队的面包车。选宁领着我们大家上车,向城外开去。开了很久,已经开过了颐和园,终于进了一个部队大院。一个年轻的军官热情的欢迎选宁,领着我们进了部队的礼堂,看了一场外国电影,之后又用车把我们送回城里王震的家。那时叶帅己被打倒,选宁又已经残疾.我认为这个年轻军官可能是选宁大学的同学,还这样帮助他,真是够仗义的。以后我才想到这个部队大院恐怕就是后来叶选宁当部长的单位。从这件事上也看出了选宁的为人,很照顾和帮助别人,我们并没有跟他要求过。
内部电影的方式,文化革命以后也没停,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电影都在影院公演了,才慢慢停止。76年以后，连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也掺和进来,每个礼拜六晚上都会在政协礼堂组织一场内部电影,发票到部级以上.每人两张票,包括一张司机票。但基本上都是家里的孩子去看。文化革命中混票看内部电影的同学们，又在政协礼堂碰面了，只不过这一回不再用假票而是真票。
75年我到农机研究院工作,单位也放内部电影。我们单位在北沙滩，那时还是郊区。周围电影院很少。只好在单位的农机仓库改成的会议大厅放。平常开会都是院里的职工,人数有限。但看电影家属小孩全都来了,会议大厅挤得满满登登。冬天还好夏天热的受不了，虽然仓库墙上安了向外吹风的大风扇还是热的难受。灯一关屋里一黑，我们这些男士们就脱光膀子凉快。女同志就没办法了,不能像男士这样凉快,只能忍着,每场电影都像洗了个澡。我夫人下班要回家给她家里做饭,所以一次也没看过,没受过这个罪。
张久久有时到我家也会带上他的老公王兴,王兴是革命烈士王若飞的儿子。我们中学时都学过一篇课文“王若飞在狱中”.但文化革命中,凡是还活着的,在敌人监狱里待过的人都作为叛徒嫌疑进行审查。主席的侄子毛远新的父母毛泽民和朱旦华,1942年在新疆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抓进监狱,一岁半的毛远新也跟着母亲被关进了牢房。1943年盛世才下令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三人,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在盛世才的大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当时主政新疆的已是南京派来的张治中将军,执行国共“双十协定”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条款,朱旦华与毛远新才获释出狱。但文化革命中，毛远新的母亲却被打成判徒,理由是为什么同样被抓,你丈夫牺牲了你却释放了。
虽然王若飞已经去世没法再审查。但估计王兴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父亲从干校回北京的时候，一次正在家里喝酒，张九九领着王兴来了。王兴和我父亲一样爱喝酒。马上和我父亲对饮起来,独饮变对饮,我父亲很是高兴.以后只要看到王兴来,马上就和他一起喝酒。估计那时候王兴经济条件也不好,没钱买酒.看到这么好的机会就经常来我家蹭酒喝。文化革命以后大家都很忙,王兴就不再来了.我父亲还挺想他这个酒友,说“这小子,现在没事了,就不来了,把我忘了。”其实没有,我父亲去世后,王兴还专门参加了我父亲的追悼会送我父亲最后一程,在休息室坐在我夫人的旁边,我夫人并不认识。还是我后来才告诉她,你旁边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的儿子王兴。以后看到一张习近平、彭丽媛和刘源、王岐山等十几个革命后代的照片,其中也看到了王兴。
王若飞被称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青年时期他便先后赴日本、法国、苏联留学,学习了很多的革命理论,在国外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回到国内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运动。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一年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学习和写作。其中后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党的建设”,便是在那段时期诞生的.当年傳作义非常敬佩王若飞,多次把它从监牢里接出来,一起探讨时局。解放后傅亲口说过,他在北平起义的缘故,有一部分是因为当年和王若飞的接触。1937年8月在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回到延安.但已经几乎不会说话。经过很长时间调养才恢复。1945年8月28日陪同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凭借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说理斗争,寸土不让,寸土必争.重庆谈判成功后,主席极为高兴,特地对王若飞说道：“此次谈判你领会的精神很准确哩,立场也坚定,和恩来配合十分默契,哈哈,你们在一起,就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哟！”但谁也没想到,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王若飞和一众同志自重庆经西安,乘飞机返回延安时,却撞山身亡。同机有秦邦宪（博古 ）、叶挺、邓发等13人。
他们乘坐的是美国军用运输机,从重庆安抵西安,加油后飞向延安。主席、朱总司令、总理等众人和群众在延安机场迎接,已经听到云雾中的飞机轰鸣声,却渐渐远去。下午5点西安方面回复延安,飞机并未返航。众人心里一紧。三天后得到消息，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撞山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我徒步串联到延安，曾看到主席和总理为四八烈士写的悼词,主席写的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总理写的是：“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所有人都怀疑是国民党干的。但苦于没有证据，为了不影响刚刚达成的国共谈判协定，只好暂时同意因天气失事的说法。叶挺的儿子后来学习航空工程,一直想寻找父亲遇难的真正原因,提出了许多疑点认为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和主席、总理当年的想法一致。为什么从西安出发却飞到了山西，为什么巡航6000米的飞机却撞到了2000米的黑茶山。几十年之后有一个叫杜吉堂的国民党特务,临终前曾说过一段话：“四六年…飞机我干的…磁铁…罗盘…”.普遍认为是他在西安给飞机加油时,在仪表盘的罗盘处放了一块磁铁,造成飞机偏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按刚达成的双十协定释放叶挺后,叶当天就给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入党,受到了主席热烈的欢迎。蒋介石闻讯大怒,下的命令。还有一种说法，戴笠飞机失事，部下认为是和戴笠有血海深仇的共产党干的,为了为戴笠复仇,军统自己搞的。但是现代的飞机失事调查和结论都不听传言和舆论,只凭实据。要想落实这个说法，只有真正在飞机残骸中找到了不是飞机零件的磁铁才能定论。因此到现在仍是个疑案。飞机失事到现在还不到80年,只要黑茶山没有发生泥石流这类重大的地质变化。这块磁铁不会凭空消失一定还在。只要花力气到黑茶山堕机地点挖地三尺, 找到全部飞机残骸，如果杜吉堂所说属实,一定能找到它,水落石出。
好像是在2月底,接到了兵团同学的来信.我弟弟在爆破采石时,腰被砸伤。经过兵团医院治疗已回连队休养。我马上起身到兵团把我弟弟接回北京。张九九帮助联系了北京体院的大夫为他检查和治疗。至此我们家四个到东北的小孩,有三个已经败下阵来。而我也不能在北京再待下去了。天暖了,派出所民警和街道的干部又来家里催了。在吉林开始春耕农忙之前,我又收拾行装返回了吉林农村。一次一次的离开北京，直到我大学毕业分回北京工作,才不用不断的离开北京了。后来我经常梦见自己在家里收拾行装,着急忙慌的去赶火车,却没赶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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