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到抗美援朝：两部书中不同的中国（完）

我看过很多人对韩战后果的负面评价，基本都是属于一种假设性判断。两大阵营的冷战并非中国挑起，甚至也不是苏联挑起的，而是英美挑起的。二战后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让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右派政客异常惊恐，将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正是这种恐惧才促成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其实当时的斯大林根本无心与美国争斗，因为苏联在二战期间遭受的重创一时难以恢复，不仅国土被蹂躏，而且青壮人口锐减，根本不具备再战的能力。中国当时更是百业待兴，还有台湾尚未解放，中共也无心无力干预朝鲜内战。之所以后来排除万难决定出兵实在是长期被列强威胁、蹂躏和欺辱而产生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我们可以说是反应过度或错判形势，但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中美两国互不信任，美国还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在新中国的眼里美国就是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有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中国后来向苏联一面倒的策略也应历史地来看。我认为这样的策略既是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和迅速强化国防的要求。从李鸿章、孙中山到蒋介石一直采取的是对列强的均势外交，这对于一个被半殖民地的弱国来说是没办法的事。李鸿章正是聪明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才避免了甲午战争后辽东被割让日本的命运，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也是为了利用外国的支援，蒋介石面对的日本的野心，则是寄希望依靠列强的调和来达到阻止日本野心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们都没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也没有迅速建立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力量。毛泽东采取的一边倒战略，尽管现在我们用中美友好之后的眼光来看是不对的，但在当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并确实使中国快速地建立起重工业基础。如果当时选择与苏联为敌，以美国为友才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而且也未必会得到美国的支援。

从甲午战争到抗美援朝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人民受尽羞辱、困难深重的半个世纪，但这样的一个苦难深重的中国却锻造出一批中国的草莽精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是他们用整整两代人的牺牲，在血与火中将中华民族从衰败中托起，让我们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凡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对他们那代人充满崇敬之心，而不应为了某种政治观点而诋毁他们的功绩。尤其是对那些为国牺牲的烈士，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应该永远怀念他们。

可让人遗憾和愤慨的是，某些人为了彻底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而对毛泽东时代产生的英雄也进行诋毁和污蔑。甚至有人连黄继光、邱少云也说成的是假的，理由竟然是正常人做不到。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事就予以否认这是时下一些人的逻辑。试想，现在什么人能受得了赵一曼和江姐那样的酷刑？难道说赵一曼和江姐也是假的吗?

中共如果当年没有那样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都是假英雄的话，怎们会打败国民党。志愿军如果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军队，又怎么能将美军打回三八线？

有些自以为聪明的精英认为，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偶像和英雄崇拜，中华民族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孰不知一个想打破一切英雄崇拜的民族，也许确实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可这个民族的精神也会随着某种自由的张扬而堕落和消沉。对自己的英雄和先辈不懂得尊敬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忠厚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也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一个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民族，也不是一个理性的民族。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在重庆参观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看到那些牺牲在那里的一脸阳光和稚气的年青人的照片，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样的日子看似遥远，其实离我们不过一代人的时间。那样的野蛮和恐怖，那样的血腥和残忍，那样的坚贞和不屈，那样的纯洁和理想似乎都同时不属于我们了。其实，在文革的极左岁月里，也有同样为理想为真理而勇于牺牲的英雄，比如遇罗克、张志新。他们所面临的恐怖和残忍一点不比在渣滓洞里的那些年青人差，所差的只是被定的罪名。而文革，离我们则更近。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野蛮和恐怖，血腥和残忍，我认为只有靠我们的理性和良知。而这个良知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实事求是。

现在的孩子都喜欢玩穿越，我真希望这些孩子都能穿越到甲午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中国，然后再穿回到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有了这样的对比，也许他们才会对志愿军生出由衷的敬佩之心，也会使自己变得更有智慧。

王树增有一段话说的非常好：“在写作中，我常常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旦遇到危机，年青人是否还会像当年的志愿军一样，挺身而出，是否会像当年那样面对世界最惨烈的战斗而英勇无畏？”

这也是我的忧虑和我写这个贴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