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三）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同学们朝夕相处，几乎形影不离的四年。这和美国大学不同，美国大学没有固定班级，大家上完课就各回各家，各回各的宿舍，没啥集体观念。唯一的团队活动就是校园里的各种俱乐部。如果不是特别爱社交的人，在美国大毕业了也是没什么同学的。当然，这里说的同学是我们中国人观念里的同学。

苍天似乎有眼，性情相似的人会被老天安排在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我的大学的班级在全系七个班里也是个奇葩。我们班爱好体育，爱好文艺，外向乐观的人特别多。全校第一次文艺汇演时，我们系没有组织系队，而是由我们单独代表系里参赛。因为在系里组织联欢的时候，我们班28个同学竟然组织了一个八人乐队，有扬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二胡、板胡、笛子和打击乐，虽然水平都一般，但好歹能凑起来，还能上台演出。我还记得当年我们表演的是广东流行音乐喜洋洋、紫竹调和彩云追月，印象最深的是明开的笛子，吹的中气十足，笛声嘹亮又悠扬。

我们班不仅出了个乐队，还出了个接近专业级的女高音，后来成了校文工团的歌手。除此之外，我们还演了一台话剧。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是我们班同学，这在当时的大工校园也是一个唯一（这个以后有时间会细写）。

虽然我们班不像四班有一个校园体育明星（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二百米亚军，也是刘长春的关门弟子)，但我们班同学身体素质都很好，都爱好体育，除了茂田身体弱些外，其他同学包括三个老高三的老大哥都身体棒棒的。到现在这个年纪，从各班同学去世的同学人数就知道各班同学的身体素质差异。全系七个班里，只有我们班只有一个同学去世，其他班至少有两个去世的了。

记得有一次全系比赛队列，我们班几个同学看其他班同学走得不齐就偷笑还冷嘲热讽，这惹怒了指挥比赛的老师。老师指着我们班说：你们能耐你先出来走一圈给大家看看。就这样我们被老师提前给提溜出来表演，可我们同学心齐，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加上体委老曹有谋略，走之前给我们定了战术。那天，在老曹一口福建腔的一二一号令下，我们班走得无懈可击，队伍整齐得像军对。指挥老师无话可说，挥一挥手让我们归队了。我们班又一次在全系同学前赢了面子。：）

大学毕业后，我们班同学的第一次聚会是毕业十五年的1997年，在大工校园举办的。那次聚会就像个爬梯，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聚会，不仅自己来，很多同学还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参加。很多同学因为这次聚会早早就做准备，有的激动的临出发时一夜没睡。茂田当时在日本读博士后，没法参加，第二次我们在大连聚会时，他激动的竟然好几天没睡好觉。据我所知，至少在我们系里，我们班是最早举行同学聚会的，至于整个学校就不得而知了。

（上图是全校歌咏比赛照，不知道是哪个系的）

毕业十五年的第一次聚会，是我与班长老邓在九四年约定的。老邓是我在校时最谈得来，最要好的同学，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虽然我们俩一直没见过面，但我老婆与他老婆见过面，还参加过他俩的婚礼。94年，我从瑞士回来不久，老邓邀我去澳门相聚。那几年，他一直因不情不愿地跟媳妇去了澳门而心情不爽，我们俩的见面成了他这些年来最高兴的事。老邓对同学感情挚深，特别怀念大学时光和各位同学。我们见面后，没等到九七年，九五年夏天，他听说我联系上了大连同学，就迫不及待地请假来大连商议毕业十五周年聚会事宜。那是他毕业后第一次回母校和大连。和我们班很多同学一样，老邓也是个性情中人，而且是最重同学情谊的性情中人。他喝酒从来不装假，不推让，比很多东北人豪爽的多。那一次的聚会，老邓高兴的不管不顾，不醉不休，直到烂醉如泥。后来我们发现，每次来东北，老邓都会喝醉，他自己也奇怪，在澳门也没少喝，可从来不醉，只有回到东北，每次必醉。后来我们同学送他一个雅号，叫东北醉。

我们刚毕业那几年，同学们都是在最基层做施工和设计工作，几乎没有出差机会。只有我们班的三老之一的老曾同学很快就当了领导，有机会出差。记得我们毕业不到一年，老曾就来秦皇岛看望我们八位同学。我们毕业时，分到秦皇岛有八位同班同学，是毕业分配最多的地方。当时秦皇岛煤码头属于国家重点工程，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工程项目。

那天，我和大李、明开几个吃完晚饭在大李的宿舍打扑克，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我们都奇怪，怎么这人的丹东口音与老曾一样啊。正待出门去看时，老曾就推门进来了。我们又惊又喜，谁也没想真是老曾来看我们了。从我们这走后，老曾又去北京办事，顺道看望在交通部工作的同学阿康，然后又南下杭州，去看望重伤在床的建平同学。

人要是有缘，总能相遇。自从与老邓商量好举办同学聚会后，老邓就把寻找失联同学和联系同学参加聚会的任务交给了，因为我那段时间正好全国各地出差，有机会有时间寻找和联系同学。好在我们同学都在一个行业，大多数人都能找到，只有个别同学费点劲。留学之前，因为出差去过几次大连，我与大连的同学一直有联系，可从国外回来后，原来和我联系的志坚去了深圳，明开毕业后去了新加坡，茂田那时在日本做博士后，其他几位同学都没有联系方式，等于失联了。

可世事往往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天我正在渤海饭店一楼的餐厅里与大连日报的一个记者谈广告宣传的事，无意中我扭头往窗外看了一眼，竟然与文立打了个照面。他跟老公和儿子上街买东西，正好路过渤海饭店，她也是无意中往里面看了一眼，万没想到我也正扭头往外看呢。我们俩都惊喜万分，我抛下记者就跑到门外与文立聊了起来。文立大我一天，是我们班的老大姐。她毕业后一直在大连工作，与大连同学都有联系，找到了文立，其他大连同学就都找到了。

与老拓的见面也是个奇遇。老拓毕业后去北京读研，研究生毕业后又去澳洲留学，那时候既没QQ，也没微信，连电话都没有。没有了书信往来，基本就失联了。所以如何找到他成了我的心病。

有一天，我在北京大北窑附近准备过马路，突然听到后面有个熟悉的声音说话，我回头一看，只见老拓正和一个高个子女人骑在自行车上说话，老拓也看到了我，急忙推车来到人行道上。原来跟他一起的女人是他的老婆。我们那天站很兴奋地在路边聊了半天，我才知道老拓从澳洲回国后他一直在北京工作，他也与同学失去了联系，见到算是又找到了组织。

自从97年第一次全班同学聚会后，我们班正式的聚会共有十一次（小型聚会不算），其中五次在大连母校，两次在杭州，两次在珠海澳门，一次在广州和深圳，一次在秦皇岛。其中在大连的一次还包括了丹东和朝鲜一日游。2018年在珠海聚会时，本来约好2020年再聚的，没想到2019年新冠来了，结果一直等到2023年疫情结束我们才又聚了一次。这次聚会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很多同学还是带着后遗症来的。

明年是我们毕业四十五周年，去年我们在杭州聚会时就商量好了，四十五周年时还要回大连再聚首，希望全班同学一个都不能少。毕业四十五周年聚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决定再做一本新的纪念册，要求每位同学写三篇回忆文章，一篇是高考经历，一篇是校园忆旧，一篇是毕业后的成长史。我知道我们很多同学干了一辈子港口工程，都是各单位的专家或领导，其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做过的大项目和收获的成就感都非常丰富，我们这代建港人也是空前绝后的一代，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运工程大跃进。每个人都有值得骄傲的成就，每个人都有故事。当然，我也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未必会把纪念册当回事，毕竟，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故事，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珍惜的东西。我们把制作新的纪念册当作自己人生的自我总结，当作全班同学共同的记忆，同时也是老年人的脑力锻炼和自娱自乐。

让我意外的是，最先交稿的竟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老李大哥，1946年出生的他，今年正好八十了，可几乎每次聚会他都会参加，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我还记得当年老李报道时的样子，戴个草帽，穿个白衬衫，敞着怀，里面时一件印了红字的跨栏背心，下身穿一条蓝布裤子。活脱脱一个大队书记形象。老李是大连知青，一直到高考才算回了城。多年的农村生活，早已把他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他上学时，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