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北京城里,拉手风琴的消遥派应当还有不少人。经过这段人生中难得的空闲时间,这些人没有虚度光阴。应当说以姚志明、章百家为代表的一伙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姚、张二人,经过不长一段时间的练习,进步神速,基本上都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专业水平。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大家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姚去明后来成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手风琴演奏家,章百家则考上了总政文工团在那里拉琴.
姚志明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应当说那里是上山下乡中条件最差的。回趟北京辗转需要两个礼拜。都说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姚志明到了兵团不久,就被抽调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宣传队拉手风琴。很快就被昆明军区文工团发现了,把他调到昆明军团文工团。昆明军区是大军区,文工团的艺术水平在专业文艺团体中也是很高的。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参加了多少艰苦的劳动，吃多少苦。以后他回到北京，进入了中央歌剧舞剧院。他的师傅白承先退休后，他就成了中央歌剧舞剧院手风琴的顶梁柱,接了他师傅的班,成了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手风琴演奏家。改革开放以后,他办了一个手风琴学校,教喜欢手风琴的孩子学琴。想拉他过去共同学琴的朋友帮忙当老师。章百家那时已经考上了大学,没时间.帮不了他的忙。而我的水平只配教初级班，我也没兴趣。姚志明和章百家就是个普通中学的学生,业余的,没有上过正规的艺术院校,却在艺术上取得了如此成绩。应当说干的还是挺不错的。
章百家则去山西插队，随身带去了手风琴，在农村仍然没有放下，在劳动之余不断练习。以后考入了总政文工团,回北京拉琴。成了专业的手风琴演奏家。这在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青年中，应当是相当不错了。我插队中间回北京时曾到他家,他母亲对他有点儿抱怨。在广大的同学都还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能够回北京在总政文工团拉琴应当知足了。可章百家还是不安心,不喜欢这个拉琴的工作。这我很能理解。按照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年青人都觉得学习科学搞工业才是正经工作。每天拉拉琴唱唱歌搞文艺,只应当在工作之余搞一搞才对。那时青年学生中流行的说法是“男学工,女学医,不男不女学体育,狗男狗女学文艺 “。让章百家这一辈子就搞文艺拉琴,当然不是他的理想,心里不痛快。那时人的想法就是觉得,搞文艺的俊男靓女在一起,肯定耍流氓,没什么好事儿。不像现在,搞文艺当明星,万人追捧,挣得盆满钵满,是年轻人的首选。勉强的拉了几年琴,终于等到了文化革命结束,恢复高考。章百家马上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考入了大学。以后念硕士研究生。论文题目是有关中美关系。他在这上面确实是得天独厚,他的父亲章文晋,从40年代起一直跟着总理和美国人打交道。解放后在外交部,做过美大司的司长,副部长,驻美大使,对外友协会长,有很多旁人不知道的材料。以后章百家成为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的所长,在中央档案室副主任（副部级）的职位上退休。最终成功走了他想走的人生道路。
至于我拉琴的水平则和他们差得较远,恐怕我缺少艺术细胞吧。不过想想也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一个是他们都有正规的老师，面对面的教琴。可以随时示范,纠正他们的错误,才可以保证他们顺利的,快速正确的掌握手风琴的技巧,提高很快。我只能是间接的通过他们学习,没有人指点,是靠观察和模仿。一些技能模仿来模仿去也找不到窍门,有时反而练偏了。直到时间很长后,通过反复观察和他们对比,才能纠正过来,重新找到正确的方法,费时费力,经常走弯路。再有一个原因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巧不如家什妙”。章百家、姚志明用的都是120贝斯的大手风琴。而我用的只是32贝斯的小琴。许多他们能拉的高水平曲子。只能看他们拉,自己却没条件去练,影响了我的练琴效果。结婚以后，夫人有时为我抱屈。埋怨她的公公、婆婆“看着自己的儿子喜欢拉琴,也没有给买一架好琴。家里也不是没有这个条件”。这其实怪我,从小住校,习惯了一切靠自己。有什么想法儿，有什么愿望,从来也不会向别人提要求。所谓“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不哭当然没奶。父母工作那么忙,我不说他们也没留意。我想如果我当时向父母提出来，这是好事,父母一定会支持的.
直到我农村插队两年之后,母亲才给我买了一架新的大手风琴。文化革命中，父母双双被打倒,成为国民党和反动军官。停发了工资,只发一点可怜的生活费,家里的生活很困难。母亲被“解放”以后,扣发的工资全部重新补发,得到了一大笔钱。我父亲“解放”的比较晚,补发的工资更多。但父亲认为,被打倒的期间,自己并没有做和自己职务相当的工作,这笔钱不应当要。那时每天只是打扫卫生刷刷厕所.发的那点钱和自己每天做的清洁工作还是符合的,合理的。把补发的一大笔钱,全都用交党费的名义上交了。母亲和父亲不一样,要照顾全家的生活。长期的可怜的一点儿生活费,家中无力添置需要的衣物等任何物品,只能用旧的对付,修修补补凑合。拿到这笔补发的工资,可以修补家中长期用度的缺口,添置必需的用品。所以收下了这笔补发的工资。听了我哥哥的建议,同意帮我买一架手风琴。
我那时农村冬闲会回北京。我哥哥的同学周小川,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调到兵团搞电力建设,竖电线杆拉电线。那时被派到北京、天津出差。我们俩一起结伴到天津。那时知识青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坐火车普遍是逃票蹭车。要去买琴,我决定稳妥一些,别因为逃票被抓误了大事.先在北京站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同时多买了一张5分钱的站台票。从天津回来时我只买了一张天津站台票。和周小川一起抬着琴,上了车就不下来了。到了北京出站的时候,用的是当日的北京站的站台票,顺利混出了站。等于是买的半票去的天津。周小川因为是兵团报销,自然是买的全票。在天津先陪周小川办完事儿,然后他陪我去到乐器商店挑选手风琴。我看中了一架新的120见斯的的天津鹦鹉牌手风琴,非常漂亮,但要480块钱,我只带了450块。周小川从身上找来找去凑足了30块钱,帮我买下了这架我喜欢的手风琴。本来我们商量好办完事儿,一定要吃天津有名的狗不理包子。现在只剩下回北京的车票钱了。只好一人买了一个三分钱的大烧饼填饱了肚子。那时上山下乡,也没那么骄气,吃窝头都行。
有了新的大手风琴,性能很好。我利用冬天在北京的时间,又拿出当年从章百家和姚志明处抄来的高水平手风琴谱子练起来。确实提高挺大。70年代天津厂生产的鹦鹉牌手风琴质量非常好,是德国进口簧片,专业演员出国演出都用这台手风琴。改革开放以后,出产的手风琴五花八门,质量就差多了。五十多年了,我的这架手风琴音色、性能、外观还是那么好。我曾把自己作曲,自拉自唱的作品,发到抖音上。别人认出了这架天津老鹦鹉牌手风琴,纷纷点赞：“老鹦鹉手风琴,杠杠的”。现在有人连80年代的天津老鹦鹉手风琴都会拿来当古董收藏。
总体来说,上山下乡插队以后,拉琴的时间就不多了。到美国打拼后也没有多少时间练琴。顶多就是为耶鲁华人合唱团唱歌伴个奏。退休后才有了一些时间。就像在国内退休的老年人学琴,好像也是个风气。国产琴和意大利的高级手风琴相比,还是有些差距。除了音色的问题外,主要的是键盘的灵敏度比较低。拉一些复杂的曲子时,想拉好比较困难。为此我对我的老鹦鹉牌手风琴做了一些改良,灵敏度提高了很多，也没有花什么钱。有时间我会在抖音上分享一下,让广大的使用国产琴的琴友,也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享受意大利高级手风琴的功能。我自己觉得改良后很满意够用了。但我夫人不满意，一定要花大钱帮我又买了一架意大利的高级手风琴。同时还买了一架俄罗斯的巴扬手风琴，是从乌克兰网购的，我家成琴铺了。不知道我是帮了俄罗斯呢还是帮了乌克兰？又或是脚踩了两只船。他们本是兄弟,只愿他们早日和平,别让别人捞便宜。
我拉琴虽然没有拉到很高的水平,但在我的生活中,确实也给我增加了很多的乐趣,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有两个,第一个是它帮我追到了我的夫人,成了我战胜众多情敌的有力武器,这个等遇到她的时候再慢慢讲,抱着手风琴凰求到了凤。另外一个是，它帮助我走上了作曲的道路。拉琴自然接触的音乐作品就比一般人多,脑子里记得的音乐素材就多。老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么多优美的旋律留存在脑子里,就给了自己创造自己的音乐旋律提供了基础。但我能够作曲,还主要由于我夫人。我夫人在大学和我同一个机械专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管理是一个短板。她到美国就改学了经济。没有基础又是用英文，困难很大。但她都克服过来了,毕业后在美国大学里教经济。家里的金融投资当然是她的事,也赚了几个钱。我是见钱眼开，一高兴为她写了一首诗“财迷的婆娘”,开她个玩笑。光念不过瘾，干脆弄个小调唱出来。夫人好性子,容人，也不恼。还说我编的歌挺好听,挺有音乐天才的。我这人不经夸,说我胖我就喘,立马来了劲儿。以后动不动就写上一段曲子做个歌。每次她都鼓励说好听。她是我夫人,说我好话也没真信。但以后她常听到一些歌后,表示还没有我做的曲子好听。有了对比好像就有点那么回事儿了。对自己慢慢就有了信心。以后写的歌多了,就有人要走了我作的曲子去填词。也有人送来自己做的诗词，让我帮着配曲。或有什么事情让我为他们创作歌曲。我把我做的歌曲,配上图象和字幕,放到我的抖音主页上,也能有上万的流量。现在积累下来,我的作品已经有超过一百七、八十万的流量了。李昌钰（神探）跟我打趣说：“你可以拉点儿广告赚钱了”。还有人称我是业余作曲家。其实就是自娱自乐,只为自己做曲,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有手风琴的功劳,但最主要的是夫人对我的无原则吹捧。人们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看来不假。记得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小书记员。小说中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人物。但他的夫人不管他做什么,都称他是天才,太棒了,佩服得五体投地,挺可笑的。但最后这人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律师的一个学生,处心积虑十几年,最后不但要霸占大律师的律师事务所,还要占有她美丽的女儿,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情人。在最后的关头，却是这个不断被夫人盲目吹捧,崇拜的小书记员。用他多年来收集的证据,彻底粉碎了大律师学生的阴谋,做成了大事。小说有了圆满的结局。盲目崇拜老公的夫人吹捧出了有为的男人。一个女人要想自己的男人有出息。就一定要真心不断的夸奖他。那她的男人一定会膨胀,自认天下第一,劲头十足,什么都敢干,终有一天能干出你所希望的大事,给你大大的惊喜。千万别老瞒怨自己的男人,那就该瘪茄子了,真废了,自己也没好果子吃。一般说家暴,都是指男人凭自己体力的优势欺负女人,但还有另一种家暴常被忽视,就是女人凭女人的语言优势欺压男人,造成男人在家庭中被压制。女人说话的能力远胜男人一筹,在吵架中,男人永远落下风。在社会上常见这样的情况,老实的男人被彪悍的女人压的服服贴贴,没有了做人最基本的尊严,而其中用的是女人的利嘴而不是拳头.。
有一个笑话儿,讲的是在公司年终聚会的游泳池，公司老板在游泳池里放了一条鳄鱼。悬赏100万奖励能够游过泳池的人。没有人为了钱不要命。一个人突然跳进了水里,拼命向对岸游去,终于在鳄鱼没咬住他之前上了岸。在岸上这人气愤地大喊：“是谁把我推下了水”。是她微笑的夫人。每个成功男人都需要有一个女人在他背后踢他一脚。我就是被夫人踢的。我所有的军功章都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儿。
我离开北京到吉林插队,走的比姚志明早。本来我们这届高一、初一的毕业生,上山下乡有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到学校找到原团委书记张庆凤,他帮我报上了名。那时张庆凤已经被解放,从关押的地方出来,负责毕业生分配。他对我非常友好,我本来以为我是他文化革命以前的老部下。以后看到他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这是在感恩,错认为是我帮他免除了一顿毒打。姚志明的妹妹也是八中的,初一女孩儿,却报不上名。姚志明希望我能利用在学校的关系帮帮他的妹妹。我前后找张庆凤谈了三次,最后一次他说实话了。你别忙活了,不但姚志明的妹妹不可能,你们现在也还悬着。那时我父母已终于被打倒了。我已经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九类子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那时比较客气,给后四种人的子女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可教育好子女”。但是不是教育好了,有没有资格做什么事情,就不是由自己说了算了。张庆凤认为我已经教育好了，但兵团的人认为我还没教育好。最终我和姚志明的妹妹,都没资格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只能和一帮都还没教育好学的同学一起去了东北吉林镇来县农村插队。
我拉琴原本只是逍遥没事儿干。现在要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就想好好地去闯一闯，琴也不准备带到农村去。和我一起玩音乐的初二同学金晓光,是吹小号的。常在我家和学校里合奏。他也想学学手风琴,想让我把琴转让给他。我的琴是个35块钱的二手琴,我已用了那么长时间,中间有坏的时候,都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了自己修。性能又比不上过去了。我决定要他20元钱。他觉得占我便宜了,一定要给我25元钱。两人争执不下,我出了个主意。我收20元钱，你愿多出的这五元钱,咱们俩请大家到街上的饭馆美餐一顿。所有的同学都支持我的建议。那时物价很便宜,一个肉菜也就八九毛钱，五块钱就能买五六个硬菜。同学们又凑了一点儿钱。我们在西单商场内的峨嵋酒家大吃了一顿。也就算离京前的互相告别吧。
我要去插队了,朋友一场。姚志明扛着他的失而复得的意大利高级手风琴,到我家为我送行。在我们院子里开了一场姚志明手风琴独奏演奏会。只要我想听的,他就为我表演。要去遥远的东北了,以后也听不到他拉琴了,我也没客气,把我听他拉过所有好听的手风琴曲,都点了个遍。院儿里的小孩儿们都跟着沾了光。
话又得说回来了,就在我们一起互相切磋练习拉手风琴,沉浸在艺术和音乐的世界中时。原本以为文化革命的风暴,打倒刘邓什么的和我们无关了。但是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终于把我们的家庭卷入了深深的漩涡,几近灭顶之灾。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终于来了。我的父母同时被打倒,罪名是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分子、反动军官。同期被打倒的还有许多129运动被党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的大学生们。其中有父母的清华同学章文晋、熊向晖…等。滑稽的是,当年国民党的特务没从国民党的军队里,抓到这批潜伏的共产党。文化革命的造反派,却从共产党的队伍中,抓到了这批所谓的国民党。胡宗南是蒋介石最器重的爱将。但因为被胡宗南所器重的中共党员熊向晖坏了他的好事。从此冷落了胡宗南。当年戴笠想方设法,最后也没抓到熊向晖。看来不能不说,文化革命的造反派比军统头子戴笠本事都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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