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官”的子弟,一群小“反革命”.但老乡可不管这个.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响应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来和他们共同生活劳动的知识青年.只要你刻苦努力,干活不偷懒,对老乡好,他们就把你当作亲人.
户里同学黄友森的父亲是空军政治部主任,因为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上代表政治部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江藤蛟和王飞（两人后来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是坏人,而这两人却是叶群的亲信,被叶群点名打倒.事先连林彪都不知情。都插队了还不放过。空军专案组就曾派人来调查他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整他父亲的材料.每次都被公社挡回去了,说的全是他的好事,当然有时候也会说得过头,这些好事到底是黄做的还是户里其他同学做的,并不重要.
我发现老乡们在与人相处,对外人的态度上和我们不一样.而我们最后也慢慢的和老乡一样了.我们在北京城里通常都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认识人、熟人或朋友.另一类人是不认识的人、陌生人。见到认识人当然热情打招呼有话说。见到不认识的陌生人,没有主动搭讪,给出一个笑脸的。要是在北京的大街上,对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上去没话找话,嘻皮笑脸的,人家都会认为你有病。但在农村不同，认识人和陌生人变成了一个,就是人.没有两样的对待.同样的友好热情。我仔细的观察想找到我们和老乡对人态度不同的原因,慢慢悟出了一点道理。在农村人烟稀少,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服务,全靠人帮人。一个人在草原上出门在外，碰到了任何困难，渴了饿了等等，天不能帮你，地不能帮你,草不能帮你,马牛羊同样不能帮你。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但只要你看到一个人家或者遇到一个人,任何一个和你同类的人,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饥寒交迫之下，你看见了一个人家，渴了能喝到水了,饿了能吃到饭,或借这一家的锅,使用这家的柴草,做饭吃饱肚子,得到你需要的帮助。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家人，也能解决你的困难。我们跟着老乡在外面,受到这种陌生人的帮助多了,当我们碰到陌生人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都不把别人当外人,倾囊相助。双方碰到了,即然不是另类,都是人,就不存在认识不认识,陌生不陌生,都和对自己一样,友善相待,互相帮助。这是做人的根本。特别是我们后来盖的房子是在村庄的一角,靠近大路的地方,经常有赶车的老乡在我们这里歇脚，喝水做饭,用我们的灶锅和柴火,用我们水缸里的水灌满他们车上的容器.我们都热情的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任何的困难。然后热情相送,也不管将来是否还能再见面。觉得人帮人，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是人就是朋友。慢慢的我们融入了农村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纯朴热情好客的农村人。人类的社会不是一个冷漠的社会。
令人奇怪的是,我在美国社会也碰到了同样的现象。在大街上碰到人，只要双方的眼睛对上了，都会给对方一个微笑或打声招呼。我想很可能是美国突出个人主义,许多事情只能靠个人,不能依赖社会,需要人帮人吧。
和老乡接触让我惊讶的,是他们身上中国几千年来深厚的文化道德的底蕴。我们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长在新中国.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革命的先辈,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还有雷锋舍己为人。老乡和我们不同，开口就是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梁山一百单八将之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全力助人,孝义忠智.放走了劫走生辰纲的晃盖.事发落草梁山,成为二首领。每次下山对敌,都以晃盖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自己亲领人马出征,先后取得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两胜童贯,三胜高俅。让那么多草莽英雄敬重。说到这些典故，老乡是如数家珍。比我们明白多了。开口就是及时雨宋公明可是以仁待人呀。以后知道宋江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后来才被施耐庵写成了水浒传。想不到这么偏远的农村,老乡没有多少文化,却口耳相传比我们知道的还多。
老乡敬重的另一个人就是关羽、关云长、关公,以忠义见称于后世,被尊为关圣帝君。勇武而有义,行侠仗义,扶弱济困。仗剑横行,勇赴国难.青龙偃月刀一战成名。为保刘备的家眷,屈居曹营,约法三事,一知刘备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辭行。曹操厚待不为所动。听说刘备下落后,挂印封金,带着两位嫂嫂绝尘而去，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为了报答曹操的礼遇,在华容道竞冒着军令状在身,杀头之祸,放走了曹操,义气千秋。只知道关羽信仰已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汉字文化圈国家,但却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蒙族村里也家欲户晓。这些中华几千年的文化道德，仁义礼智信,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整个社会。这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观.以后接触了一些台湾来的同学,发觉在这方面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比我们多一些。我们则因为革命,批判封建的糟粕，轻视了一些中国文化道德的优良传统。
更进一步想到我们父母身上的优秀品质,是参加革命受党教育的,还是也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道德的影响。现在想想，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自身所带的中华文化道德的优良传统,成了共产党员为国、为民、为了理想坚贞不屈,浩气长存的党性的组成部份。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不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那些革命先辈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屈原、文天祥、史可法…应当都是一脉相承的。
集体户的五间新房盖好后,老邰（村里的党员）的媳妇,用他们家的母鸡,在热炕头上为我们孵了一窝小鸡，放在我们的院子里和野外寻食。我们每天洒一把小米、高梁米或玉米粒喂一次。老邰的腿冬天老疼,这是东北老乡常有的关节疾病,老寒腿。黑龙江兵团天寒地冻,也有同样的毛病.我弟弟告诉我,在兵团流传一个治关节炎的中药方：”清风藤、海风藤、穿山甲、穿牛膝、接地风，各三钱,晴天泡白酒一斤,一周后喝”。念起来郎郎上口,我就记住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我在北京帮老邰抓了一付送给他。他高兴的搞了点酒,泡了起来。喝后跟我说很有效。
老乡还帮着我们到县里集市上买了一只小猪羔,我们在院里盖了一个猪圈。为了让我们有菜吃,生产队划给我们村里的一处废弃的房基地。老乡说人住过的房基地是最肥的。
小鸡长得很快，很快就长大了。有一天突然在院里草垛旁看到一枚刚下的鸡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老邰家的鸡种真是优良的产蛋鸡。每天都能捡到好几个鸡蛋。把我们一个个乐得够呛.可以经常有鸡蛋吃了。可惜好景不长，一天我们的邻居小学朱老师的年轻媳妇，来到我们户里,讨要她们家的鸡蛋。说是她们的鸡不在自己的院里下蛋,都下到我们院了。这确实有可能，老乡的鸡一般都不喂粮食,让鸡自己在田野找食。只有我们知识青年每天都喂一次粮食。她们家的鸡有可能是知道这边有好事,每当我们喂食时就偷跑来吃,时间长了下蛋也不回去了,直接就下到了我们这儿。如果是这样，好像这个蛋也应当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粮食变的,只不过借用了她们家鸡的肚子。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鸡蛋明明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她怎么能辨别出哪个鸡蛋是她家的？我马上把户里一大篮子鸡蛋都拿出来让她挑,看看她的本事。她一个一个拿出来仔细看,一会就挑出了一大堆。我奇怪的问她,这些鸡蛋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凭什么说你挑出来的鸡蛋是你们家鸡下的。她拿了一个她挑出来的,又拿了一个篮里剩下的,放到一起在光下让我看,看看鸡蛋上的浅纹。我仔细看,鸡蛋壳表面并不是像玻璃那样光滑，确实有一些浅浅的细小的纹路，果然完全不一样。她说这个纹路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纹路就不是。这可让我开了眼了。小小的一个鸡蛋，竟有这么大的学问。我说那好,你的鸡蛋我们也不要,你的你拿走.但下不为例。因为这些鸡蛋其实都是我们的粮食变的,只不过你的鸡有一点苦劳。你得把你的鸡看好了，别让它们再来吃我们的粮食,再下到我们院里就不给了。她怔怔的,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歪理对不对。以后再也没来要过她家的鸡蛋。也许她为了自家的鸡蛋确实把鸡管起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不管鸡吃了什么,她们家鸡下的蛋当然是她家的,只不过农村人朴实,说不过我们这些喝过墨水的人.看来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没到家,做不到仗义疏财.主要是人到了那个份上,让她拿走了,我们吃的就少了。早忘了雷锋精神，助人为乐,舍己为人.
小猪羔是又灵活又聪明,老爱乱跑,却很难抓住.好几个大小伙子围着它,它在中间一动不动,只拿眼睛斜盯着我们.同学张开双手,恶虎扑食,扑向地上的小猪,眼看手已经抓到了.小猪突然往侧面一 窜，抓了个空,来了个嘴啃泥。扑来扑去就是抓不到。我在旁边看看，发现了一个窍门,小猪也就是最后这一哆索,再没别的本事。于是我也加入了抓猪的行列。改变了别人的做法，扑出时手并不伸出,而是放的在胸前,预备着.它仍是冷静的站在那里,等到我头和身子快要碰到它的时候,突然潇洒的向侧一跳,哪知道我收着的手随着它的动作,猛然伸出,抓个正着,人还是比猪聪明啊。
小猪羔跑出了我们的院子,就会去祸害我们房后长垅生产队的庄稼。这是不能允许的。同学们就出去把它撵回来。一天李毛宁懊丧的回来说,小猪被他追的跑死了。他已经把死的小猪埋到了地里。大家一听这可是好事啊，嫩猪羔肉,哪能就这么不要了呢,拿着铁锹跑到埋小猪的地方,七手八脚挖了出来,回来美美的吃了一顿乳猪肉。后来回国和集体户同学聚会又说到此事。李毛宁说这可冤枉我了，小猪不是他追死的，是个小半拉子“小四儿”骑着马过来见到,帮着追.小猪是被马追死的。吃已埋在地里的死小猪,在农村这不算什么,很正常。别说小猪了,我们住在老韩家的几个男同学,一次中午收工抓到了一只刺猬,想吃又怕被刺猬扎了。想一个办法，和了一滩泥,用铲子铲泥把刺猬团团裹住.架起火来烤。烧好后把外面的硬泥壳打碎掰开。刺猬的刺和皮也就都剥掉了,美美的吃了一顿.
这都不算什么,还有更邪乎的事.村里有一个劳改释放犯”老阎头儿”,有一次在田野里抓了一个“大眼贼”（达乌尔黄鼠），他搂几把草点上火，放在火里烧烤，余火未烬即拿起来大快朵颐，我们惊愕不禁，村里老乡都不会这么吃。这里为了防止鼠疫,灭鼠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专门的打鼠队员.每天都在草原上灭鼠。
1940-1942年,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向吉林农安县2万多名百姓,散布了一万多只感染鼠疫的跳蚤,引起了鼠疫大流行.白城地区也难逃劫难.20季世纪40年代中后期,鼠疫在吉林白城、通榆、洮南、洮北、大安和我们镇莱县等地广为流传。传染致死者难以计数
。1945年日本战败后，731部队潜逃,炸毁全部建筑,销毁所有罪证,并将染有鼠疫的老鼠放出。致使大规模鼠疫传播,大批居民死于鼠疫。此后十多年白城地区,曾五次被波及.鼠疫爆发流行,给白成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采取以鼠为主的综合性预防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1981年白城地区才基本上实现了国家规定的灭源指标。1961年后再没有发生鼠疫。老阎头儿胆可够大的。
“老阎头儿”四川人，我们在屯子里时，他已经60多岁了。年青时被抓壮丁,在原国民党青年军某师运输队，负责赶马车。被我军俘虏，送进华北大学学习改造。他说他在校时只想回四川老家，和一同学习的老乡密谋盗枪逃回老家，后被老乡告发被逮捕。我们曾问过他，你跑就跑吧，为什么打算偷枪呢，他说路途远不太平，防身用。鉴于他的历史和现行，被判了十年。他在北京的劳改农场服刑，刑满释放后他不愿回原籍，他说没脸见人，就留场就业了。后来调到吉林的洮河农场（当时洮河农场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管理的）。68、69年中苏关系紧张，因战备需要，农场人员就地疏散安置，他就下放到了呼兰昭。他一直申明他现在不是劳改犯，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说这不是他说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我们集体户李铁牛的父亲,你看世界小不小）在他们刑满释放的大会上讲的,“你们从今天开始就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说这句话他始终记在心里。我们问他就地安置时你怎么不回老家，再怎么说也比这的条件好吧，他说，儿子在家乡公社当领导，我不想给他们找麻烦了，再说这么多年都一个人在外边，习惯了。他可是队里的人才,一个宝。什么技术活都会干.生产队曾经搞副业烧砖,他是技术大拿.烧出的青砖,硬度比红砖好多了,县里各地都抢着要.那是需要在红砖烧到一半的时候,向砖窑里喷水.这个技术除了他,全县谁也不会干.
村里和老阎头儿一起的还有一个北京来的劳动教养释放的,童舒功。他说他真是冤枉,在北京工厂里和一个女孩搞恋爱,是厂长的女儿.厂长不同意,最后把他当流氓罪抓起来送去劳动教养。也可能他和这个女孩做了一些当时认为出格的事，厂长抓住了把柄,用这个方法拆了这一对。但要真是因为这个，厂长的女儿也应当被劳教。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撤销了流氓罪.
他们两人因为是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在村里待遇较差,别人不願意干的活儿,都先让他俩干。据老乡说,我们集体户同学都走以后,他们一个回了四川老家,一个回了北京。
小猪被吃掉了,自然还得再买一头。这回大家都小心了,千万别再跑死了。在我们的精心喂养下，特别是有我们15个男生喂的“精饲料”.我们的猪长得比谁家的猪都好,又肥又壮.
我们住进集体户的新房后,村里给我们了一批土坯砖，让我们盖厕所。砖不够,我们就只给三个女生盖了一个女厕所,男生则到屋后的树趟子里解决。本以为广阔天地可以大大的方便，却不想每回都是一次斗智斗勇的战斗。猪真是很聪明，平常出门它并不跟着,但你只要是想去大便,一开门有可能从你的脸色,它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立刻紧紧的跟着你到了树趟子里.不仅自家的猪,周围邻居的猪也都跟过来围住你。要想保证在大便一半时，不被猪抢上来咬了屁股，不是易事。小时候互相打闹，会让同学说“猪吃我屎,我猪吃屎”,并且要越说越快.最后总会说成“猪吃我屎,我吃猪屎”,引起大家哈哈大笑.现在才知道确实是“猪吃我屎”,而且营养价值极高。想想我们当时的场景,一个男生蹲在地上大便,身后是一群肥壮的大猪,青面撩牙,各个虎视眈眈.急不可耐,都想先下口为强.恨不得大便刚露出一点就上来啃一口.虽是家猪,但那白白的屁股要是被咬上一口,也会鲜血淋漓.那场面真是有点惊心动魄。亏得我们给女生盖了厕所,要不然女生胆小,早吓的憋回去,拉不出来了。哪像在北京家里,坐在马桶上,悠然自得,有时还看上几页书.这种好日子是没有啦.
防止猪咬到自己的屁股,顺利大完便,只是第一场战役的胜利,还有意义更重大的第二场的战役,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家的猪吃到,不能让别人家猪吃。肥水不流外人田。大便的时候手里都得拿着一根长棍，还有地上土块。不断的驱赶猪群。对自己的猪当然要客气点，只要不被他咬到屁股就可以了。但对别人家的猪就不能客气。我们的猪也是很懂道理的，知道我们不是对它的,所以敢比别的猪靠前,但又不过份.一看到你站起来,立刻毫无畏惧的猛冲上来,因为他知道你挥舞的木棍不是打它的,是帮它的.而你则一边提裤子,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棒子凶猛的击打别人家的猪,保卫自己身后这一片净土。直到看到自家的猪吃完了,才高高兴兴的得胜回营,即方便完了,又喂了猪。春夏秋冬,寒暑无阻。经过互相切磋，互相学习。15个男生个个智勇双全，每次都能保证“我猪”能吃到“我屎”。在我们15个男生充满阳气的“精饲料”喂养下,我们的猪长得是体大膘肥,很快就可以上餐桌了.老乡喂猪很少有正经的粮食,而我们猪吃的却是经过我们身体加工过的粮食,真正的“精饲料”。
在村里杀猪是件大事,每家都要请村里的老乡们在家里吃一顿东北“杀猪菜”。猪肉要留给杀猪的人家,大家吃的是灌血肠,在大肠小肠里灌满了带有猪血的荞麦面,煮好后切成圆片,用油煎好。全村的人都能管够的吃一顿。我们杀猪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以后当我们吃着鲜美的猪肉时,大家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大便呢?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要吃得好谁还在乎这肉是怎么来的呢.猪吃我屎,我吃猪肉。
春天我们在划给我们的菜地上种上了各种蔬菜。我当过园头自然要多上点心。那一年天气有点不正常,老是阴雨绵绵的小雨天.眼看着我们种的饺瓜 （西葫芦）的花都长大了,出太阳就能开花。但是天上老下着小雨,花瓣老也不张开。这样可不行，不能自然授粉。我从朱老师家借的“蔬菜学”上看到了人工授粉的方法，就打着伞来到菜地,先蹲在雄花的旁边,挡住雨水。然后用手撕开花瓣，从中取出一个雄蕊，再找到一个雌花,就是花下面有一个小圆包的。同样用手掰开花瓣，用手中的雄蕊给雌花的柱头上授粉,再把花瓣合上.把菜园里所有的雌花都授了一遍花粉。真是立竿见影，土地很肥,雨水又充足,眼看着雌花下的小圆球越长越大。很快的就长成了一个个大瓜。可以收获了,满园的都是大饺瓜。这可解决了我们吃菜的大问题.老乡没有一个懂得人工授粉的,所以全村各家的菜地都没结出瓜.这一来朱老师的媳妇不干了,又来我们户里兴师问罪.她埋怨我们,是借了她老公的“蔬菜学”,才学会了人工授粉，却不教给她。这好像怪不到我们吧.“蔬菜学”是她老公的,她老公也有文化,她应当让她老公教啊.不过还是让她抱走了几个瓜,安慰安慰。这一下老乡都服气了,这个知识青年小园头,竟然比老园头还有本事.
秋天了，我们种的向日葵该收获了,是个大丰收.向日葵盘又大又圆,收了不少.大家高高兴兴的在集体户的炕上,把瓜子从葵花盘上搓下来.有半大筐.还没炒熟,就都先磕一个尝一尝。想不到磕一个是空的,再磕一个还是空的,竟然几乎全是空的。我猛然醒悟,我只给饺瓜人工授粉,把向日葵给忘了,那种天气,什么东西都需要人工授粉,顾头不顾腚。大半筐瓜子都扔了。这成了我插队中的一个劣迹,秋后算账。老被大家攻击,园头白当了,严重失职,就不能顺手也给向日葵授个粉？害的大家空喜欢一场.守着半大筐葵花子,却吃不到一个. 我是有口难辨,只能自罚三杯,犯了狭隘的经验主义错误.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鼠目寸光。
分享一张照片,是我夫人集体户同学的弟弟,在陜西宜川县高柏公社郭下大队，下源头生产队插队,下工回来时,给户里矿院附中高一的女同学王某照的。一个花季的北京少女,在陕北农村穿着这么破旧的衣服,袖子上有洞,背上也有那么个大洞,却毫不在乎.脸上是那种自然、平和、动人的微笑。就像“往日时光”的歌中唱的“我们穷的只剩下欢乐,身上穿着旧衣裳”。这其实是当年大多数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生活虽然艰苦，工作虽然劳累，但是并没有沮丧。现在创作了很多有关女知识青年的画作.衣服穿的比王某要好,但无一例外,眼睛里都是迷茫、忧伤和无望,好像都快活不下去的样子。这种表达其实都是不准确的。王某的照片代表了我们那一代可贵的年轻人。现在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看到这样的相片,应当是难以想像。如果自己穿上这么一身,打死也不敢上街了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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