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长存：（十二）那些不愿放弃传统的人（1）

1953年，一位三十四岁的美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改变了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发展方向。他叫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书名是《保守主义的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当时，人们谈论美国保守主义，往往想到的是反对罗斯福新政、抵制联邦政府扩大经济干预，或者要求恢复传统的有限政府原则。柯克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保守主义并不只是主张缩小政府规模、维护私人财产，或者试图取消过去几十年建立的改革制度。它首先是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方式，建立在历史经验、道德传承，以及对人类理性能力局限的认识之上。

这本书出版时，美国正处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转折点。罗斯福已经去世八年，但新政建立的主要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相当稳定的一部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性强国，正在与苏联展开一场不仅涉及军事安全，也涉及政治制度和文明价值的长期竞争。艾森豪威尔刚刚入主白宫，结束了民主党连续二十年掌握总统职位的局面，但他并不打算拆除新政建立的基本制度。社会保障、联邦经济监管，以及现代国家承担的广泛公共责任，已经越来越被美国社会视为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组成部分。

对于那些认为新政根本改变了美国宪政秩序的保守主义者而言，这构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困难。如果他们反对的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保守主义究竟应当保存什么？它是否只是维护某个较早时期的政府结构，还是具有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制度变化、继续指导政治判断的原则？

柯克选择从美国当时的政治争论中走出来，把目光投向更长的思想历史。他从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开始，追溯英国和美国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一种思想传统。他认为，保守主义拥有远比共和党反对罗斯福更为悠久和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个传统所关心的，是有秩序的自由如何成为可能，道德与社会制度为什么重要，以及把社会当作可以根据抽象理论重新设计的对象，为什么可能产生危险。

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思想重建。柯克并不满足于为某些具体政府政策提出反对理由，而是试图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寻找一种历史身份，使它能够用更加完整的哲学语言，解释自己究竟希望保存什么。

要理解这种努力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远在大西洋另一侧的政治争论。

1790年，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出版了《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这本书后来成为现代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法国大革命开始于前一年，英国和美国有不少人最初对它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人类自由事业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法国革命者挑战世袭特权，宣告公民权利，提出政治平等的原则。对于那些把美国革命理解为反抗专断权力、争取自由的成功实践的人来说，法国发生的事情似乎预示着欧洲也将迎来类似的转变。

伯克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长期参与英国政治，曾经维护宪政自由，批评帝国权力的滥用。他支持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不公正政策的主张，谴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某些掠夺和腐败行为，也主张在爱尔兰问题上采取更加审慎和公正的政策。因此，伯克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维护君主专制、反对任何改革的人。但他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深刻怀疑，尤其反对革命者试图根据抽象理性和普遍权利理论，全面重建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做法。

伯克的批评，并不是认为自由和平等不重要，而是认为，当政治原则脱离历史经验与复杂的社会制度时，即使出发点是良好的，也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法国革命者相信，可以清除旧制度，再根据理性设计出一个更加公正的政治社会。伯克担心，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准备改变的社会究竟是怎样形成和运作的。

在伯克看来，社会并不只是一些个人为了共同生活而达成的临时契约。它是一份经过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遗产，包括法律、习俗、宗教组织、财产制度、职业团体、地方认同，以及人们相互承担责任的各种习惯。这些制度和关系往往经历了许多代人的冲突、妥协与调整，其全部作用未必能够被任何一个人完整理解。它们的价值也不一定能够通过简单的哲学推理加以证明，因为其中包含着长期实践积累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分散在社会生活的不同角落。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继承下来的制度都是正义或者有益的。伯克知道政府可能腐败，政治制度可能需要改革，既有权力也可能侵犯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但他认为，改革应当首先理解制度如何运作，以及它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仅仅因为某种制度不符合抽象的理想标准，就决定将它彻底废除，可能同时破坏一些改革者没有意识到的社会合作关系。

伯克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是他对于理性与经验关系的理解。政治当然需要理性，人们需要分析法律、比较制度、辨认不公正，但理性并不是万能的。没有任何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可以从少数基本原则出发，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社会制度包含着长期经验形成的教训，其中有些教训甚至无法被当代参与者完整地解释。

这种思想挑战了现代政治中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观念：既然现有制度存在缺陷，那么，只要有足够聪明的改革者，就应该能够设计出更加合理、更加一致的新制度来取代它。伯克提醒人们，理论上的合理，并不保证现实中的稳定和公正。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有些联系在制度正常运作时并不明显，只有当它们被打断以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它们曾经发挥着什么作用。

伯克还提出了一种后来成为保守主义重要象征的理解：社会不是仅仅存在于当代人之间的契约，而是一种跨越世代的伙伴关系，把已经离开的人、现在生活的人，以及未来将继承我们行动后果的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于它提醒我们，人类生活始终包含着继承。我们使用自己没有发明的语言，生活在自己没有建立的法律传统之中，依赖许多不知姓名的前人创造的制度，也受益于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社会习惯。我们的自由是在这个继承而来的世界中实现的。我们当然可以改善它，却不能假定世界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的。

然而，这种观点也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当代人对过去和未来都负有责任，那么，这些责任应当如何与那些正在受到既有制度伤害的人们的要求相协调？奴隶制、世袭特权、宗教迫害和种族排斥，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解释为既有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仅仅强调历史连续性，并不能自动判断哪些传统值得保存，哪些传统必须改变。

伯克自己的政治经历，说明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种困难。他维护北美殖民地的权利，批评英国在印度的权力滥用，都表明尊重历史制度并不等于无条件服从既有统治者。他试图区分经过法律与历史经验形成的政治秩序，以及那些违反自身原则、任意行使权力的政治行为。

这种区别后来对保守主义尤其重要。值得保存的，不能仅仅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应当是那些能够支持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制度和实践。

美国革命为理解这种区别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对照。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以自由为名挑战既有权力，但伯克对两者的评价却很不相同。他同情北美殖民者，主要因为他把他们的主张理解为维护既有宪政自由与自治实践，反对英国帝国政府超越正当权限。在这种理解中，美国殖民者并不是要彻底废除自己继承的政治世界，而是要保存他们认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利与自治传统。

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在伯克看来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脱离历史制度的抽象原则重新安排社会。革命者对君主制、教会、贵族和传统法律制度的攻击，在他眼中已经不只是改变政府，而是试图拆除维持社会稳定与自由的基本结构。

当然，这种对照也不能过分简单化。美国革命同样包含关于人民主权、自然权利和政治平等的激进主张。《独立宣言》所诉诸的是普遍原则，而不只是英国传统中的既有权利。法国革命也不是一个始终一致的政治计划，其中包含不同派别、不同阶段和相互竞争的改革理想。因此，伯克对于两场革命的比较，本身是一种政治解释，而不是对两段历史完全中立的描述。

尽管如此，他所提出的区别仍然具有持久影响：一种改革试图在维护制度连续性的基础上纠正不公正，另一种革命则希望通过全面重建社会来实现理想。两者都可能声称追求自由，但它们对于历史经验和社会制度的态度截然不同。

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悖论。美国建国本身就包含相当大胆的制度创新。邦联条例被新的联邦宪法取代，全国性的总统职位得以建立，一套复杂的分权制衡制度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设计形成。美国的立国先辈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一套已经完成的宪政秩序，而是在经历邦联制度的困难之后，主动创造了新的制度安排。

但他们的设计又大量借鉴了既有法律传统、殖民地自治经验、英国宪政历史、古典政治哲学，以及自己对于政治冲突的实际观察。因此，美国宪法既是理性设计的成果，也是历史继承的产物。它的制定者运用了理性，同时又不相信政治理性可以无限扩张。他们设计制度时，始终预期人类会犯错误，会追求权力，也会因为利益和观念不同而发生冲突。

这种创新与节制的结合，使后来的美国保守主义者能够把对建国传统的尊重，与伯克强调的历史连续性联系起来。美国的立国先辈改变了政治制度，但他们同时希望通过承认人类判断和权力的局限，建立能够长期保护自由的制度结构。

对于伯克而言，关键问题并不是社会是否应当改变，而是改变能否在不破坏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关系与习惯的情况下进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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