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再问意识：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与感觉的大脑（1）

第一部分：一个过于理性的人的奇怪困境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与情感长期被放置在一条近乎对立的轴线上。理性意味着清晰、判断、秩序与真理，情感则意味着冲动、欲望、激情以及对判断的干扰。从柏拉图关于理性驾驭欲望的比喻，到启蒙时代对于理性主体的推崇，再到现代经济学中那个能够冷静计算利益得失的“理性人”，一种观念以不同形式延续了两千多年：一个人越能够摆脱情感的影响，他的判断就应该越接近真正的理性。

二十世纪兴起的认知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是把哲学语言转换成了计算语言。当思维开始被理解为信息处理，理性似乎尤其适合被形式化：逻辑可以表示为符号规则，决策可以用概率和效用来描述，问题可以分解为算法，记忆可以理解为信息的编码与提取。相比之下，情绪显得复杂、模糊，而且难以计算。它当然影响行为，却更像是人类漫长生物演化遗留下来的一层背景，而不是智能本身不可缺少的部分。

如果这种理解正确，那么一个几乎没有情绪干扰的人，应该成为最理想的理性决策者。他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不会因为愤怒而失去判断，也不会因为喜爱、厌恶、嫉妒或者冲动而偏离最优选择。面对复杂问题，他只需要分析事实、比较可能性，然后作出最合理的决定。

然而，神经科学后来遇到了一类非常奇怪的病人。

他们恰恰拥有许多传统理论认为理性思考最重要的能力。他们的记忆基本正常，语言表达没有明显障碍，可以完成逻辑推理，也知道社会规则；他们能够分析复杂的问题，解释不同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在标准智力测验中甚至看不出严重异常。但这些人的现实生活，却常常变得一团糟。他们会作出明显不利于自己的财务决定，无法维持职业和家庭关系，反复陷入错误选择，甚至在一些极其普通的问题上犹豫很长时间。

他们能够推理，却似乎不会生活。

这个矛盾后来成为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意识、情绪与决策关系的重要起点，也最终动摇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基本假设：情绪也许并不是理性的敌人。恰恰相反，没有情绪，完整的理性本身可能就无法成立。

从菲尼亚斯·盖奇重新说起

达马西奥的研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一个十九世纪著名病例的兴趣。

1848年，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头**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在施工过程中遭遇了一场严重事故。爆炸将一根长长的铁制夯杆从他的面部穿入，贯穿头颅前部后从顶部飞出。按照当时的医学条件，这几乎应该是一场必死无疑的事故，但盖奇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后来关于盖奇性格剧变的故事，在大众传播中被不断加工甚至夸大，真实的历史资料远没有传说那么完整。不过，这个病例之所以在神经科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并不在于那些后来附加的传奇细节，而在于它第一次如此鲜明地提示人们：大脑某些额叶区域受到损伤之后，一个人可能仍然保持语言、记忆和许多基本认知能力，却在性格、社会判断和行为组织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仍然显得聪明，却失去了某种把聪明转化为正常生活的能力。

一百多年以后，达马西奥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具有类似特征的现代病例。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著作中化名为**埃利奥特（Elliot）**的一位患者。

埃利奥特原本事业成功，有家庭，也拥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后来，他因为脑部肿瘤接受手术。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却损伤了腹内侧前额叶附近的区域。令人惊讶的是，手术之后，他许多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能力依然保存得很好。他能够正常交谈，记忆力并没有严重下降，知道社会规范，在许多心理和智力测试中也表现正常。如果仅仅根据这些测试，很难认为他的“理性”遭到了根本破坏。

但现实生活中的埃利奥特却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工作中，他可能花大量时间决定文件应该按照日期、姓名还是某种其他方式分类，每一种方案他都能够分析得非常细致，却迟迟无法作出一个实际决定。他能够理解投资风险，却还是会进入明显不利的商业项目；他的职业生活逐渐崩溃，婚姻也出现严重问题。最令人困惑的是，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正在犯错。很多时候，他完全能够解释一个合理的人应该怎样选择，却无法让这种理解真正指导自己的行为。

而达马西奥注意到的另一个变化更加耐人寻味：埃利奥特的情绪反应明显减弱。

他可以冷静地讲述自己人生中发生的重大变故——疾病、事业失败、婚姻破裂——但这些事情似乎没有产生与其严重程度相称的情绪反应。那些对普通人而言会带来痛苦、羞愧、焦虑、后悔甚至悲伤的经历，在他的叙述中仿佛只是一些需要说明的事实。

这使达马西奥面对一个十分尖锐的理论矛盾。

按照传统的理性模型，埃利奥特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决策者。他拥有知识，能够分析不同方案，也可以预见许多后果，而那些通常被认为会干扰理性判断的情绪反应却明显减少。如果情绪只是理性的噪声，那么减少这些噪声之后，留下来的应该是一种更加纯粹的理性。

事实却恰恰相反。

当正常的情绪反应减弱之后，理性决策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开始失效。

这个看似反常的现象，成为达马西奥重新理解理性与情感关系的出发点。

为什么仅仅拥有逻辑还不够

我们可以从一个极其普通的例子理解其中的问题。

假设晚上要在两家餐馆之间作出选择。一家距离更近，另一家食物更好；一家环境安静，另一家价格便宜；其中一家停车方便，但同行的人也许不喜欢那里的菜。天气、时间、交通、过去的用餐经验，甚至第二天早晨是否需要早起，都可能影响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

如果所谓理性意味着把所有相关因素都明确计算一遍，那么一个普通的晚餐选择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多目标优化问题。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因素还会产生新的分支：食物究竟比距离重要多少？价格应该占多大权重？今天的心情是否值得进入计算？未来可能发生、但现在根本无法预见的事情又应该怎样考虑？

现实中的人当然不会这样决定。

我们会考虑几个重要因素，回忆过去经验，然后往往产生一种很难完全用逻辑展开的判断：这一个似乎更合适。

这里并不是没有推理。相反，我们可能已经考虑了价格、距离、口味和同伴的偏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可能性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重量进入意识。有些选择自然显得更有吸引力，有些则让人隐约感到不舒服；某些方案甚至在我们还没有仔细分析以前，就已经被迅速排除。

达马西奥开始怀疑，这些身体与情绪反应并不是理性运作完成之后附加上去的东西，而是理性能够有效工作的条件之一。

这一点在真正重要的人生选择中更加明显。是否接受一份工作？是否相信一个人？是否出售一项投资？是否搬到另一座城市？是否结束一段关系？是否接受一种有风险的治疗？这些决定都不存在可以完整列出的变量，也不存在能够精确计算的概率。未来不是一道封闭的数学题，它包含大量我们甚至尚未意识到的可能性。

如果大脑试图穷尽所有后果之后再行动，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作出决定。

因此，智能不仅需要增加可能性，也需要不断缩小可能性空间。

情绪可能正参与了这一过程。

身体进入了理性

一个人过去经历过危险的投资，几年以后再次遇到结构相似的机会，也许还没有明确回忆起上一次失败的所有细节，身体就已经出现轻微的不安；一个人走进某个陌生环境，尚未发现任何明确危险，却产生了某种警觉；面对一个看似合理的选择，我们有时会觉得“哪里不太对”，却一时说不清理由。

传统的理性模型很容易把这些反应视为干扰。达马西奥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这些反应也许是过去经验留下的身体性标记。当新的情境出现时，它们迅速给某些可能性加上正面或负面的权重，从而帮助大脑决定哪些方案值得进一步分析，哪些方案应该谨慎甚至直接排除。这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躯体”意味着这些信号与身体状态密切相关，“标记”则意味着它们为不同的行动和可能后果附加了一种价值倾向。它们并不会代替推理，也不能告诉我们某个判断究竟是真是假；它们真正提供的是另一种信息：这件事情对我重要。

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转变。过去，人们习惯认为情绪是一种加入理性计算过程的噪声。达马西奥提出的可能性却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情绪赋予不同选择以价值权重，纯粹的计算本身可能失去方向。一个完全没有情绪的人，未必因此成为最理性的人。他反而可能失去判断什么值得选择的能力。

从智能走向价值

这一点之所以对于意识研究格外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在纯粹计算框架中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智能并不会自动产生价值。

一个系统可以同时表示成千上万个可能方案，可以准确计算不同事件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预测每一种行动的未来后果。但即使所有这些计算都完全正确，它们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一种结果应该优于另一种结果？换句话说，预测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推理告诉我们可能怎样发生，但它们并不会自动告诉我们什么值得发生。

对于生命而言，这个问题却从来不是抽象的。食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需要能量；疼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身体可能受到损伤；危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可能终止；社会排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是在高度依赖群体关系的演化环境中形成的物种。孩子、家庭、安全、归属、健康之所以拥有特殊意义，也都建立在生命漫长的生物与社会历史之上。

从这个角度看，理性并不是在一片价值真空中突然出现的。在理性形成以前，生命早已存在着“好”与“坏”的区别。一个单细胞生物不需要理解“生存”的概念，也能够趋向有利于代谢的环境、避开有害条件。在神经系统出现之前，生命就已经必须不断区分哪些状态有利于自身延续，哪些状态可能导致损伤甚至死亡。这意味着，从演化的顺序来看，价值比智能更古老。

神经系统后来出现，并不是凭空创造了价值，而是继承并极大扩展了这种古老的生命逻辑。随着生物越来越复杂，简单的化学调节逐渐发展为神经调节、激素调节以及越来越复杂的行为模式；饥饿和口渴让动物寻找资源，恐惧帮助它逃避危险，依恋维持社会关系，而越来越复杂的情绪则把整个生命体组织起来，应对更加复杂和遥远的未来。于是，我们已经开始接近达马西奥思想中比“躯体标记”更加深层的部分。

在这些复杂的决策、情绪和身体反应之下，还存在一个更加古老的生命机制——稳态（homeostasis）。生命必须保持适当的温度，必须获得能量和水，必须维持氧气供应，必须修复损伤，也必须避免那些足以破坏自身存在的环境条件。所有这些过程都围绕着同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展开：生命必须不断维持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里，达马西奥关于情绪、意识与价值的理论开始真正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决策心理学。

如果稳态让生命首先拥有了“有利于我”和“不利于我”的区别，那么情绪也许就是生命把这种价值扩展到复杂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当身体的这些变化进一步被神经系统感知，并成为主观经验时，我们便进入了另一个更加神秘的领域——感觉（feeling）。

也许，意识最早并不是从“我在想什么”开始的。它可能首先来自一个远比思想古老的问题：我的生命，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那么理解意识的道路，就不能只从神经计算向上寻找。我们还必须向下追溯，追溯到智能出现以前，甚至神经系统出现以前，追溯到生命最原始也最持久的逻辑——为了继续存在，生命必须不断区分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而这正是下一部分要进入的地方：稳态——智能之下那套比大脑更加古老的生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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